抗战时期，国民党曾相继发动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紧接着又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准备突然袭击以彻底破坏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1940年4月2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国统区党的安全转移工作，要求：“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职业化。干部要隐蔽在群众中。”

5月4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五四指示”。这一指示特别指出，国统区党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求隐蔽精干，反对急性和暴露。6月，周恩来到重庆后，连续召开南方局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研究分析南方各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部署国统区党的工作。之后，南方局用近两个月时间，分别将所属省委、工委、特委负责人召集到重庆，周恩来、博古与他们具体研究如何彻底改变领导方式的问题。研究指出，南方一些省委、特委过去实行的是暴露政策，现在要把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10月，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南方局采取紧急组织措施，分别设立西南工作委员会和南方工作委员会。同时，要求两个工作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人员的工作。根据这一紧急指示，南方局各省委、工委、特委安排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统区找到工作，甚至能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的人员，利用职业掩护方式转入地下。不能继续留在国统区的，分批撤往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据地。对留下来继续坚持工作的人员，周恩来亲自对他们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

一次，周恩来在南方局留守人员大会上，就保密工作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们一定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可能搞突然袭击。他们袭击我们，主要是搞我们党的机密：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因此，必要时我们也要进行适当的抵抗，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如果国民党把我们抓起来，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是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支部书记周恩来。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好好保养身体。国民党也有可能不杀我们，但也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机关指定童小鹏、袁超俊等成立一个秘密工作委员会，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外出行动、应对突然事变的安全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秘密工作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要求南方局各部门严格清理文件，有些重要档案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后全部销毁，必须保存的要密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机关内部装置报警设备和石灰包、沙包，以便在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及时烧毁文件；在机密文件多的三楼，安装烧毁文件的炉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外出要请假，回来时要销假，外出时须两人同行，在办事处内同样要严格遵守纪律，不应当知道的事情不问，夫妻之间也不能谈论党的机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国内和平，周恩来连续穿梭奔走于延安、重庆、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各地。1946年6月，他曾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一天，他搭乘美方和谈代表的专机去南京，在飞机上睡着了。到南京后，他急急忙忙下飞机，将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遗忘在上面。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中，令他最为担心的是一个“熊”字和几个不大被人看懂的门牌号码数字。到达驻地后，他很快发现这一严重事件，立即派人找到美方代表，从飞机上取回了笔记本。周恩来感到事情重大，万分自责，于是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此事，并十分诚恳地作了检讨，请求中央给与处分，同时提议将熊向晖立即撤回。熊向晖是抗战初期由周恩来、董必武秘密安插在国民党军队内的潜伏人员，后到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为我党我军获取了大量重要核心情报，为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曾称赞他一个人顶几个师。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暂不撤出熊向晖，静观其变，同时回电周恩来免予处分。后来证实，这件事并未造成泄密后果。周恩来主动向中央报告自己的过错，请求处分，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挽回损失，表现了党的领导人严格自律的高尚情操。

（撰稿/杨世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