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古都咸阳老城区内的凤凰台，六十多年前发生过一段我党情报人员扣人心弦的革命故事。

1947年8月至1948年4月，西安情报处第五密台共拍发重要情报近七十份，及时向中央提供了胡宗南部队的大量重要军事情况，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转人外线作战、实行战略反攻，为收复延安和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诸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曾说：“庞智（王超北曾用名）是个无名英雄。”周恩来评价说：“一年来你处军事情报很好，对西北我军帮助很大。”贺龙也评价说：“超北同志的一个情报，抵得战场上的一个师。”

1939年，中共中央在西安设立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共产党员王超北任处长。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关于将秘密电台建在敌电台基础上的指示精神，西情处先后在西安建立了四个秘密电台，在白色恐怖的极端恶劣环境中，先后向中央发电报2400多份，约30万字，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卓越贡献。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部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甘宁边区，妄图一举消灭陕甘宁边区和西北人民解放军，陕北战况十分紧急。由于8月3日西情处第四秘密电台已被敌人破坏，处长王超北只好先利用地下党员、国民党咸阳十区专署电台台长雷光斗的电台，以后再设法建立新的秘密电台。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无线电队扩充之后，咸阳专员公署要一部电台配合工作。于是，陕保司令部于1947年春将由雷光斗负责的第一台派到咸阳，先设在城东门的城隍庙，后又搬到咸阳城北的凤凰台。这样，雷光斗便以合法身份公开到咸阳工作。

8月6日这天一大早，王超北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他头戴白色凉帽，架一副茶色眼镜，身穿白绸大褂，手摇一把大折扇，胸前别着怀表，俨然一副大亨的派头。他急奔西安火车站，乘火车去咸阳和雷光斗联系。

凤凰台位于咸阳城的北部，是城区的制高点，站在台上可以俯视全城。王超北尽管内心十分焦急，表面上却装得悠闲自在，三步一望，五步一眺，慢悠悠地来到了凤凰台上。

听说有人找，雷光斗一掀帘子走出门来，一看是李仰之先生（王超北的化名，他当时还不知道王超北的真实姓名），不觉一愣。进屋后，王超北先询问了他们台的近况，特别是人员有无变化。见门外无人，王超北便说：“最近西安的形势很紧张，敌特非常疯狂，到处抓人，工作难以开展，想使用你这部电台，不能让生意停顿。”雷光斗知道他所说的“生意”是指什么，就满口答应说：“没有问题，你李掌柜的事就是我的事。”王超北随即从香烟盒里挑出一根纸烟递给雷光斗，小声说：“波长、呼号、联系时间都在这里边，你今天就联系，明天我叫人跟你联系。”雷光斗忙问是谁。王超北说：“是秦治安，你认识的。以后你们最好在城里泡馍馆会面，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到台上见面。”王超北叮嘱完后，起身告辞。

雷光斗很快就和内台（中共中央电台）取得了联系。从此，西情处第五密台在咸阳凤凰台向中共中央发报，担任交通员的是秦治安和沈仲谋。有时，雷光斗趁着去保安司令部领取电讯器材和零件的机会，也捎着来往的电报。

同中央的联系虽然没有中断，但从西安到咸阳来往多了，王超北总感十分不便，特别是同雷光斗的频繁接触难免被人注意，长期这样是很不安全的，但一时又想不出个好主意。恰在这时，进步青年、女大学生高秀芳从四川回到西安。

23岁的高秀芳是陕西兴平人，她和丈夫都是地下党员王惠今的爱人袁禾森的学生。他们回到家乡后感到国民党统治区十分压抑，便想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正在托王惠今给他们寻找关系。王惠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王超北后，便同王超北约好在她家见见这个进步青年。

一天下午，王超北同高秀芳在王惠今家碰面。谈话中，王超北了解到，高秀芳在四川铭贤学院上学期间，由于积极参加进步活动，被隐藏在学生中的特务发觉，把她列人通缉的黑名单，因此便匆忙回到西安。王超北听后，决定安排高秀芳在西情处机关工作。

第二天，高秀芳即搬进王惠今家，由王惠今和王超北教她如何保护密码和翻译电报。高秀芳对革命工作热情很高，人聪明，文化程度又高，很快就适应了工作。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敌特经常查户口，王超北感到王惠今家不安全，决定让高秀芳住到公安局巷11号自己家中。因为这里在公安局附近，敌人可能疏忽，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这样，高秀芳对外称在家养病，实际是秘密进行革命工作。

在此期间，因为工作太忙，经高秀芳向王超北介绍，她的好朋友、进步青年杨碧涛也参加了西情处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王超北觉得高秀芳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工作，便派她到咸阳，以“黄润生太太”（“黄润生”就是王超北）的身份配合掩护第五密台的工作。同去帮高秀芳安家的，还有以她“舅舅”身份出现的交通员沈仲谋。房子是由雷光斗事先找好的，地点在易俗巷（今北平街）36号冯杨氏家里。那里离密台近，不但工作起来方便，而且来往交通人员也能有个落脚之地，以便掩护密台和交通人员。

高秀芳住到易俗巷36号后，白天做做家务活、纺纺线，除买油盐酱醋外，连个大门也不出，只知在家干活，或者关门门睡觉。她装作初识文墨的样子，随手带着一本《三国演义》，是“丈夫”留着给她夹绣花线用的。她和房东冯杨氏也相处得很好，冯杨氏觉得这位房客“黄太太”很不错，虽然年纪轻轻的，却端庄大方、和蔼可亲，“黄先生”也难得回来一趟，从没有打扰房东的地方。其实，高秀芳晚上才真正开始紧张忙碌的工作，常常翻译电报到深更半夜。房里的火盆架是夹层的，专门从西安做好带来，其实里面放着密码。工作时把密码取出来，工作完后再放回原处，神不知，鬼不觉。那本《三国演义》，实际上里面密写着台内的各种呼号，是供她译电时用的，外人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常到易俗巷来的，是高秀芳的“舅舅”交通员沈仲谋和她的“叔叔”交通员李庚申。雷光斗常以“黄先生”朋友的身份来串门，关心照顾“黄太太”，实际上他们都是来送取情报的。

一天，好友杨碧涛到咸阳“看望”她，说：“老沈病了，有份紧急情报你得赶紧发出去，老李（王超北）派我来告诉你。”说罢，立即撩起棉袍的下襟。高秀芳知道情报就放在那里，急忙从做活的簸箩里拿出剪刀，剪开线头，取出用纸卷起的情报底稿，放在桌子的夹层里面。然后，又穿针引线给杨碧涛将棉袍缝好。

杨碧涛说：“掌柜的让我告诉你，要安心在这里工作，有什么问题和困难随时捎话给他。要你特别注意安全，平常身上要装几块钱，生活再困难也不能用，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买车票脱身。”杨碧涛这番话，使高秀芳感到温暖和安慰，她决心努力做好工作，报答组织对自己的关怀。

送走杨碧涛后，高秀芳立即坐在桌旁拿起发给党中央的电报稿进行翻译，一直翻到半夜，然后在正式电报纸上誊写清晰，第二天中午交给前来取电报的雷光斗。

咸阳地处川陕、西兰、咸榆公路的交会处，又是陇海、西铜铁路的交通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以来，这里成为各种车辆、物资、兵源云集之地。因此，敌特不仅对火车站、汽车站等地控制很严，就是对城内的大街小巷盘查得也十分严格，查户口更是家常便饭。

1948年3月的一天上午，交通员沈仲谋送来一份特急电报底稿，让高秀芳赶快翻译成密码发出。按照组织规定，为避免发生意外，电报只能在晚上发出。但既然是“掌柜的”的命令，肯定情况紧急，高秀芳顾不上安危便立即工作起来。沈仲谋卷了一支烟，半躺在炕上装作吸着。

正在紧张工作时，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正在院里收拾柴火的房东冯杨氏赶紧去开门，只见一伙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冯杨氏问：“你们找谁呀？”为首的家伙说：“谁也不找，我们是稽查处的，来查户口。”这一切高秀芳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她赶紧收拾东西，但把密码本和底稿放到桌子的夹层里已经

来不及了，只好把一切用具全放在做活的针线簸箩里，顺手拉过来正在缝制的旗袍，埋头飞针走线做起活来。沈仲谋早已吸完烟，索性拉开被子假装睡觉。刚收拾完，那几个家伙便推门进来了。高秀芳抬头笑笑说：“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娃娃们在院里耍哩，先生们请坐吧。”她边说，边拿出香烟递了过去。这几个家伙见是“白炮台”，便抽了起来，态度显然缓和多了。

为首的那个家伙盘问高秀芳的身份，高秀芳不慌不忙地回答着，看过了身份证，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他忽然看着炕上问道：“他是什么人？”“是我舅，今天刚从西安来看我。”高秀芳从容地回答，接着连叫三声，沈仲谋才慢慢地睁开眼睛，直到目光同稽查头目相遇，他才一骨碌翻起身跳下炕，连声赔礼说：“不知道兄弟们来，实在不恭得很。”随即又装着埋怨高秀芳的样子说：“这娃呦，兄弟们来了你怎么不叫醒我？”高秀芳随机应变说：“我叫你好几声你才醒来的。”他们的对答是那么自如，这些不速之客一点也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稽查们问沈仲谋的身份，沈仲谋说：“过去在军界混日子，现在年纪大了，就在家里做点小生意，今天特意搭火车来看看外甥女。”他说得头头是道，敌人看过身份证，找不出任何破绽，刚转身要走，突然看见桌上的毛笔和墨盒，便问：“这位黄太太还会写字，一定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学生吧？”高秀芳说：“我哪里是什么女学生，这笔和墨盒是学着描花样用的，闲着没事绣绣花。”说着翻出两张花样摆在桌上。稽查头目看到这一老一少还客气，也不打算再找碴儿了，便领着手下走了。

送走那几个家伙，高秀芳关好门叹了口气回身说：“真悬啊!要是那几个家伙随便翻一翻，今天非捅出大娄子不可!”沈仲谋笑呵呵地说：“行，我‘外甥女’今天这一折‘搜府’演得真不错!”此后，敌人经常来易俗巷查户口。

1948年4月的一天下午，雷光斗到高秀芳住处取电报。到了易俗巷口，突然发现有个他熟悉的宪兵在巷口鬼头鬼脑地向巷子里张望。雷光斗问他在这里干什么，那家伙神秘地悄声说：“雷台长，这巷子里可能有共产党在活动，我在这里监视着，你可不能对外人讲。”雷光斗说“知道了”，便没敢进巷子，溜溜达达地向别处去了。

晚上，他看巷口没人，便装作散步来到高秀芳处，急忙将这一情况告诉高秀芳，让她特别注意。高秀芳当即写了一封短信，向“李先生”汇报这一情况，连同电报一起交给雷光斗，让他马上把信发出。“李先生”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信中说：“既然身体不好，就马上回西安看病，不要酿成大病，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高秀芳和雷光斗商量后，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藏好密码本，给冯杨氏打招呼说舅舅病了要她立即去西安，当天就离开了咸阳。高秀芳走后，为了避免敌特注意，雷光斗也停止了给中央发报的工作。西情处第五密台就这样被迫中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根据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供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