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两党关系实际上一直在曲折中发展。1942年8月，国民党川军部队进犯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心地带的西岭、挂榜山。为了避免摩擦、共同抗日，新四军主力决定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作战。

在咸宁、崇阳、蒲圻县委书记的配合下，新四军十四旅四十一团政委罗通率7个连的兵力留了下来，组成鄂南抗日游击指挥部，进入“咸崇蒲”山地，坚持敌后抗战，牵制顽敌的进攻，以掩护新四军主力北撤。

就在此时，罗通不幸染上了恶疾。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加之不断行军打仗、风餐露宿，他的病情日益加重。

眼看着战友遭受头痛、高烧的持续折磨，头发几乎掉光，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身为鄂南地方武装军事部长的雷同焦急万分。经过慎重考虑，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罗通送到附近的维持会长黄子英家养病！

送到维持会长家，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大伙面面相觑。殊不知，这是“危”中有“机”的妙招。

黄子英实际上是个典型的“白皮红心”，表面上当着日本人的维持会长，暗地里却帮助共产党抗日。别看他只是曹家井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个儿不高，长相平平，但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立场正、是非清，且能说会道，灵活机敏，还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虽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但颇具正义感和同情心，还曾掩护过雷同。

既然决定了，就宜早不宜迟。趁着夜色的掩护，雷同和几名战友用担架抬着罗通，悄悄潜入曹家井村。为谨慎起见，雷同没有暴露罗通的身份，只向黄子英简单介绍：“这是我的朋友，路上染了伤寒，我们做买卖的不便带他，想把他放在你这里，等病好了再来接。”

黄子英与雷同是同乡，也知晓他的身份，从雷同的表情和语气上，大概也猜到了几分。既然对方不挑明，自己也不追问，但直觉告诉他，这位“朋友”一定非同一般。黄子英顿了顿，坚定地对雷同说：“你放心，我以全家性命担保，一定把你朋友照顾好！”

为保险起见，黄子英决定把罗通的两名警卫员也留在家里，一是因为他是日本人信得过的“维持会长”，相信日军一般不会轻易搜查；二是一旦发生意外，警卫员也方便保护罗通转移。

思来想去，黄子英决定把罗通等人安置在自家柴楼的里间，并用床堵住房门，还在墙上贴满“门神”像，外人轻易看不出来。暗地里，黄子英还请来当地医生为罗通治病。

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十多天。一天晌午，几个日军突然闯入黄子英家。原来，他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有一位新四军在这一带养病，便派出大批人马挨村挨户拉网式搜查。

黄子英临阵不乱，一边赔着笑脸，一边递上香烟，信誓旦旦地说：“鄙人维持的地方，都是大大的良民，如若查出新四军，但凭皇军，处罚。”有了维持会长的保证，日军将信将疑地离开了。

显然，黄子英家已经不安全了。当晚，黄子英就把罗通等人悄悄转移到家南边500米处后山的地窖里。山顶就是日军的碉堡，也应了那句老话：最危险的地方通常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日军做梦也没想到，四处查找的新四军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果不出所料，第二天，日军又包围了曹家井，逼着黄子英把村民集中起来训话：“谁要是交出新四军或说出新四军的下落，皇军大大有赏，要是从谁家搜出来，就统统杀头。”乡亲们默不作声，日军又把村子搜了个遍，一无所获，丧气地抢夺了一些村民的财物后扬长而去。

日军离开后，黄子英又把罗通接回家中。经过十多天的细心照料，罗通渐渐康复，决定重返队伍。临别前，罗通紧紧握住黄子英的手，激动地说：“是咸宁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会永远记住咸宁人民的恩情!

新中国成立后，罗通先后任第一战车学校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济南军区政治部顾问。虽身居高位，但罗通念念不忘黄子英这位救命恩人，一直与他保持联系，每次去咸宁，都会到黄子英家探望。

（根据中共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