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淦,1903年出生于江西宜春高安市杨圩镇易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只有四亩薄田。其父朱维胜是附近一带有名的打砻（方言，类似磨，一种去除稻谷外壳的木质工具）匠人，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则外出替人打砻。母亲王葵英除了料理家务外，还要起早摸黑，用糯米做些地方小吃“麻糍”，拿到集市上去卖，挣几个钱以接济家中的生活。朱新淦为长子，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生活的重担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

朱新淦13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到镇上私塾馆读书。因家中贫困，付不起学费，只读了一年，他就辍学了，以后便跟着父亲外出打砻。

现实生活使朱新淦幼小的心灵充满了种种不满和疑问：为什么父母一年到头拼死拼活，而一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连自己的学费也付不起？为什么穷人在世上受压迫、抬不起头，富人享清福、耀武扬威……他百思不得其解。

1930年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由福建汀州向湖南长沙进军途中，路过高安，在杨圩一带打土豪、建农会，宣传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新中国的道理。这好比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了郁结在朱新淦心中多年的疙瘩。他终于明白：穷人要翻身要解放，就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地主豪绅和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从这以后，虽然父亲卧病在床，自己也已成家立业，是整个家的顶梁柱，但朱新淦还是抽出身来，跟着红军干革命。

1932年年初，朱新淦听说岳母家上高县泗溪塘尾一带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就经常到那儿打砻，探听红军消息。下半年，他在上高县缝纫工人周诘的介绍下，结识了中共湘鄂赣省委高安中心县委派来工作的赖文龙、傅洞民等人，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矢志不渝地为穷人的翻身解放而斗争。由于工作积极，思想觉悟提高快，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杨圩、塘尾地区“反帝大同盟”组织的负责人。

年底，朱新淦回到家乡，按照党组织布置的任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以打砻为掩护，日夜到各村进行秘密串联，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到1933年年初，这一地区“反帝大同盟”组织的会员发展到一百多人，他的弟弟朱新保、母亲王葵英也都加入了这一组织。

1933年4月上旬，中共高安中心县委在杨公圩龙谷山召开高安、清江、新余、上高四县“反帝大同盟”组织负责人会议，中心内容是研究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参会回来后，为了做好暴动的充分准备，朱新淦几次召集骨干成员在易坊村前面的杉树岭开会，对每一步工作进行详尽的研究和部署，以防出现纰漏。

4月中旬的一天，中心县委派三位同志到塘尾村送活动经费。他们在泗溪茶馆歇脚时，因放在包袱里的银圆很重，不小心弄出响声，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这天晚上，朱新淦、傅洞民、聂九、黄九如等人来到塘尾村与送款的三位同志接头。突然，上高县保安团包围了村子，朱新淦带领三位送款的同志趁夜色冲出敌人的包围，安全脱险。傅洞民、黄九如、聂九三人在后掩护，不幸负伤被捕。敌人把他们抓进上高县保安团的碉堡施以酷刑，傅洞民、黄九如宁死不屈，当场被敌人杀害；聂九经不住敌人的拷打，供出了“反帝大同盟”准备武装暴动的情况，并出卖了朱新淦和其他一些骨干成员。

国民党高安县县长彭度接到上高县保安团的密电，随即通知村前区区长朱光普，命令他立刻带人前往易坊村捉拿朱新淦等人。

朱新淦突围以后回到易坊村，为以防万一，决定迅速组织“反帝大同盟”的骨干成员转移。当天夜晚，他正与朱新保、朱新兵等人在自己家中研究转移工作，在屋前望风的母亲突然发现有一队黑影向他家移动，急忙进房报信：“有人来了！”朱新淦立即吹灭油灯，对朱新保等人说：“你们快走，通知其他的人立即转移！”

朱新保等人从后门跑出去后，朱新淦立即把有关文件、宣传品放进灶内烧毁。此时，屋外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气势汹汹的打门声。

朱新淦见自己身上还有一本“反帝大同盟”组织的花名册来不及烧掉，便急忙把它塞进一张竹床上的竹筒里，对母亲说：“这东西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说完，他就打开后门冲了出去。刚一出门，几个黑影就向他扑过来。他挥起一拳，把其中一人打倒在地，接着又举起手来想打第二人，谁知，腰上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顿时跌倒在地。朱新淦被捕了，敌人在他家里乱搜了一阵，什么东西也没捞到，便把他押送到杨公圩的碉堡内。这天晚上，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反帝大同盟”的两名骨干成员邹宗煌和熊光教。

朱新淦被捕的第二天，伪县长彭度赶到杨公圩对他进行审讯，并从上高县叫来了叛徒聂九作证。

彭度说：“只要你把参加暴动人员的名单交出来，我们就放了你，免受皮肉之苦。”

朱新淦冷冷一笑：“你们要杀就杀，想要我交出名单，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彭度恼羞成怒，对朱新淦施以惨无人道的肉体摧残。开始是灌辣椒水，压杠子，后来坐“老虎凳”，上“雷公尖”。朱新淦被敌人折磨得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但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忍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一连几天审讯，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个字。

敌人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过了几天，敌人押着朱新淦回到家里见他的母亲。

王葵英老人看到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儿子，止不住老泪夺眶而出，心如刀绞，她忘不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朱新淦是怎样体贴与孝敬她。儿子从来不顾自己劳累，外出打砻归来，一卸下肩上的工具担，就帮着她料理家务，或者帮着她舂麻糍；有时，她到集市上卖麻糍回来得晚，儿子都跑去接她。在几个儿女中，她最疼爱的就是新淦儿。她理解、信任儿子，儿子参加革命后，她不但不阻拦，反而帮着做工作，送信、放哨，样样都干。她知道儿子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穷人……她为有这样的儿子而骄傲。

朱新淦用手轻轻抹去母亲脸上的泪水，说道：“妈，别难过，您的身体要紧。”

母亲抬起头，看到儿子深情而又坚定的目光，哽咽着说：“妈不难过，只是你被抓走后，家中连柴也无人打，把竹床也烧掉了。”

朱新淦听到母亲这样说，知道自己惦记着的那本花名册已经作了处理，感激地说：“妈，真难为您！您要多保重，我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死而无憾！”

敌人见朱新淦的母亲很伤心，感到很得意，说：“老妈子，只要你劝儿子把那份名单交出来，我们就可以放他回家，让你们母子团圆。要不然，你儿子就别想活命！”

王葵英老人愤怒地指着敌人说：“我儿子哪有什么名单？！你们这帮坏蛋，为什么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说着，就要和敌人拼命。

朱新淦拦住母亲，转身冲敌人说：“你们快收起这一套，我的事情与她老人家无关。”

敌人见阴谋不能得逞，便疯狂地乱搜一番，又垂头丧气地把朱新淦押回了碉堡。

敌人始终没有从朱新淦的口中捞到半点情况，最终对他下了毒手。1933年7月的一天，乌云笼罩着杨公圩的上空，在一个绿草如茵的山坡上，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年轻共产党员朱新淦，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枪口，泰然自若。他深情地遥望着前方，刚毅的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就像回到了母亲的身旁。顷刻，罪恶的枪声响了，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染红了身旁的青草。丧心病狂的敌人还贴出布告，暴尸三天，不准安葬。

朱新淦牺牲时，年仅30岁。他短暂的一生，演绎了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不朽传奇。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无畏的革命战士，在他牺牲的地方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朱新淦烈士永垂不朽”九个光彩夺目的大字。

 

 

（根据江西省高安市国家保密局、史志办提供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