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国民党新军阀施行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一刻也没有停止，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部组织被迫转人地下。

1927年4月，李大钊壮烈牺牲，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年初，党组织安排钱壮飞转移到上海，设法打入国民党内部，执行特别使命。

钱壮飞是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毕业生，1925年与妻子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的指示，到上海后，钱壮飞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开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以其聪敏干练很快赢得了徐恩曾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任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秘书。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特务机构。

1929年12月，徐恩曾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私人秘书钱壮飞带过去，并任命其为机要秘书。党中央决定由同时打入敌人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与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他们三人互相配合，获取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大量重要情报，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了大量工作。

历史将永远铭记1931年4月25日的这个夜晚。在武汉，在南京，在上海，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正在上演。波澜不惊的夜色里，中国革命的历史正悄然走向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这天正逢星期六。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元实业社里空空荡荡，一周的繁忙告一段落，这个特务系统的头目徐恩曾照例去了上海度周末，除了几个值班人员之外，只有钱壮飞依然在办公室忙碌着。国民党中央交给徐恩曾的各种秘密文件、情报资料，都由钱壮飞处理。徐恩曾对钱壮飞欣赏有加，甚至数度在陈立夫面前夸奖和力荐这个能干的小老乡。特务机关险象环生，钱壮飞不得不谨言慎行，无关的事句不问，多余的话一句不说，但他始终留心着一些旁人不易察觉的细节和各种动向。多年游学海外的徐恩曾国文基础并不扎实，但他却极力仿效蒋介石的做派，舞文弄墨。他的办公案头上，始终放着一套《曾文正公文集》。钱壮飞仔细观察发现，只有标明徐恩曾亲译绝密电报到达，这本书才会被他翻动。徐恩曾虽然把钱壮飞视为心腹，有一件东西却从不放手，那就是国民党高层之间的通信密码本。据徐恩曾讲，蒋介石和陈立夫曾指示他，密码本只能随身携带和使用，绝不可交给第二个人。钱壮飞仔细琢磨推断，高级密码本加上《曾文正公文集》，很可能就是双重加密的复杂系统，要想破译国民党最高级别的密电，两者缺一不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破解其中的秘密。机会终于来了。这天，徐恩曾起程去上海约会情人之前，钱壮飞劝他，上海娱乐场所很不安全，建议他将密码本留在保险柜里以免丢失，但徐恩曾没想到，自己保险柜的钥匙和密码早已被钱壮飞得到。

当晚，钱壮飞正在专心处理手头的公务，机要人员进来将一封绝密加急电报交给他。电报是从武汉行营发来的，标明由徐恩曾亲译。徐恩曾流连于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每到周六下午必去上海度周末，星期一早上才会回来，这是惯例。钱壮飞同往日一样，习惯性地收好电报，准备在星期一交给徐恩曾。

没过多久，机要人员再次推门进来，又将一份来自武汉行营的绝密急电递给钱壮飞。钱壮飞抬头看了看时钟，与第一封电报间隔不到十分钟。很快，第三封来自同一地方的绝密电报送来了。

非同寻常的三封加急密电，封封指明徐恩曾亲译，这让钱壮飞感到异常。他判断武汉方面今晚一定发生了大事，很可能与我党有关。徐恩曾此时正在寻欢作乐，最快也要后天一早才能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钱壮飞，不能再等了。他马上拿出绝密电报开始逐字翻译。“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一封密电的内容，已经让钱壮飞浑身惊颤，冷汗直往外冒。

“黎明”的名字，钱壮飞再熟悉不过，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三科科长、红队队长顾顺章。顾顺章对上海党中央所有秘密地址、全部领导人的秘密住地、电台密码以及联络方式了如指掌，甚至对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一批打人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情报人员情况都一清二楚。原本就是流氓无产者的顾顺章叛变，肯定会将党的核心秘密和盘托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血雨还未散尽，一场更大更惨烈的浩劫就要降临。

钱壮飞飞快地译出第二封、第三封密电，大致内容为：“明早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又一封电文：“改用飞机解送南京，因为据黎明供，军舰迟缓。”钱壮飞再也坐不住了。根据电文所讲的时间，27日下午顾顺章就会被押送到南京，蒋介石、陈立夫只要稍作布置，28日就会在上海进行全城大搜捕，如果用飞机将顾顺章押解南京，时间还会提前。此时已是25日深夜，离徐恩曾周一返回南京看到这些电报，留给钱壮飞和党中央的时间只有两天。

一切来得太突然，钱壮飞竭尽全力稳住情绪。思索片刻后，他迅速作出决定：速派党在南京的地下交通员刘杞夫（钱壮飞女婿）星夜赶赴上海，向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报告这一特大事件，请中央立即采取对策；紧急向南京地下党组织发出报警，要求立即撤离；用暗语电告潜伏天津中统组织的胡底等人，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他翻查京沪列车时刻表，晚上还有一班特快列车，11点开车，明早6点到上海。此时，挂在墙上的钟表指针已指向10点，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钱壮飞迅速收拾好一切，走出值班室，回到家里，急促地唤醒正在熟睡的刘杞夫，命令他马上搭乘去上海的列车，向李克农和党中央紧急汇报。

送走刘杞夫后，钱壮飞又折回办公室，继续监控事态的发展。不久，武汉方面又接连发来三封急电，他一封一封地翻译。看到最后一封电报，电文大意是：“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分子潜伏，顾顺章投诚之事，切勿外传。否则，肃清共党中央大计将化为泡影。”顾顺章已经将钱壮飞等潜伏人员供出。钱壮飞深知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完成潜伏使命，于是他立即决定终止潜伏任务，次日凌晨急赴上海，再次向中央报警。顾顺章明知钱壮飞的身份，武汉为何还会发来这样一封指意不太明确的电报呢？原来，顾顺章见到中统调查科驻汉口特派员蔡孟坚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后，担心直接将情报供出，会使何成浚和蔡孟坚独占功劳，甚至将他灭口。于是他一再声称，只有在见到蒋介石后，才会将上海中共中央的秘密全数供出。虽然顾顺章一再警告蔡孟坚不能向南京发电报，但并没有说明缘由。顾顺章担心电报落在钱壮飞手里，搜捕共产党的大计就会落空，同时又担心，供出钱壮飞，何成浚、蔡孟坚会抢先一步把钱壮飞抓起来，从而使他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何成浚、蔡孟坚为抢头功，不顾顾顺章的提醒，还是向南京发了加急电报，并要徐恩曾转给陈立夫。

深夜的正元实业社，看似一切平静，可已经凝固的空气，只有钱壮飞能感受得到。钱壮飞无法确定刘杞夫是否赶上去上海的火车，他决定回家收拾行李，明天一早直接赶往上海。4月26日清晨，一夜没有合眼的钱壮飞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将六封密电留给徐恩曾，从容地离开了魔窟——国民党特务机关。昨夜，刘杞夫已幸运地赶上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火车，他急促地敲开上海东方旅社李克农的房门，简短而准确地报告了顾顺章叛变投敌的重大事件。当天下午，押解顾顺章的军舰到达南京。陈立夫、徐恩曾立即见了他。顾顺章见到陈立夫和徐恩曾，开口就说：“钱壮飞是共产党员，要马上把他抓起来。万一他逃跑了，就会前功尽弃。”

可此时，钱壮飞乘坐的列车正奔驰在京沪线上，上海火车站的军警已做好充分准备，等火车一到站，就飞快上车，逮捕钱壮飞。火车到达上海站后，军警们搜遍所有车厢，都没有见到钱壮飞的身影。原来，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钱壮飞，已经在上海郊外一个叫真如的小站提前下车，绕道进入了市区，及时将情况再次报告给党中央，冷静地通知中央机关和相关同志尽快撤离。

这天晚上，平静的夜上海上演着与死神的赛跑。先后接到刘杞夫、钱壮飞的报告后，周恩来立即与中央特科负责人陈云商议并指挥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及几百名工作人员大部转移。

钱壮飞以坚定的信仰、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挽救了党中央，甚至改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满怀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将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并称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龙潭三杰”。

顾顺章叛变投敌，从根本上分析，是其个人恶劣的本质和理想信念丧失决定的，但其被捕的直接因素是严重违反党的保密纪律。1931年4月下旬，中央决定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并安排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前往护送。临行前，周恩来对他特别交代了保密纪律，要他完成任务后，立即返回上海，不得中途停留，不得有与执行任务无关的行为。但顾顺章完成任务返沪途中，无视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严重违反党的保密纪律，擅自滞留汉口，在街头抛，头露面，耍起魔术表演，被国民党特务尤崇新（叛徒，原为顾顺章手下）盯梢。4月25日，中统武汉特派员蔡孟坚指派尤崇新在江汉关码头将其逮捕。当晚，顾顺章即叛变招供，承认自己共产党高级干部身份，随即又供出中共武汉市委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和机关住址的重要秘密，招致武汉地下党组织完全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捕。

顾顺章卖密求荣，在我党历史上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直接导致党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遇难，先后有八百多名共产党人被捕惨遭杀害（其中极少数人叛变）；致使共产国际与中共唯一联络机构上海秘密联络站被破坏，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潜伏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被迫撤离上海，中共自此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党的中央机关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向中央苏区转移；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等城市党的工作陷人全面瘫痪的混乱局面。

1934年，蒋介石一纸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失去利用价值的顾顺章结束了罪恶的生命。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顾顺章，变节投敌，卖密求荣，酿成极其严重恶果，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根据贵州省国家保密局提供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