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至顶峰。

此时，中共恩施特委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书记何功伟、妇委委员刘惠馨相继被捕。

作为恩施特委的秘密交通员，王宇光刚刚从重庆红岩向南方局汇报完工作返回鄂西。

恩施特委组织部部长王栋找到他，派他再次前往重庆，向南方局报告这一严重事件，请求组织设法营救。

到达重庆后，王宇光很快联系上南方局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钱瑛。当时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十几天，钱瑛回复道：“我们尽全力营救。你先不要回鄂西，在这里等一等，我们研究下你的去处再行动。

2月上旬，王宇光接到通知去红岩。钱瑛详细说明了当时的局势：“目前正处于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局势异常险恶，八路军办事处随时有可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党组织正在采取疏散措施。凡是有办法继续留在国统区的同志，一律找关系迅速离开红岩隐蔽下

按照钱瑛的建议，王宇光打算回成都继续读书，利用家庭关系掩护下来。钱瑛还交代：“组织计划在你家安置一部秘密电台，你先把设备带回去，以后如有必要，会再派专业人员与你联系。这事极为重要，周副主席还要亲自和你谈谈。”

“周副主席，那不就是周恩来吗？”王宇光又惊又喜，期待着这次会面。

没过几天，他就接到了通知。一天下午，在钱瑛的引导下，他来到周恩来的书房。屋子不大，陈设很简单，周恩来坐在一张写字台后，王宇光和钱瑛坐在对面。钱瑛向周恩来简单介绍后，周恩来就与王宇光攀谈起来，亲切地询问他的年龄、入党时间、工作地点等，王宇光一一作了回答。

那时，王宇光才21岁，入党不过3年，全凭一股革命热情做工作，根本谈不上经验，甚至连党的知识都还缺乏系统了解。在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党的领导人和长者面前，他显得既稚嫩又紧张。

周恩来严肃地向他分析了当前形势：“我们要按最坏的可能做打算，有备无患!万一国民党撕破脸，袭击办事处，破坏公开电台，我们就会和延安党中央失去联系。这关系重大既不能及时向上级汇报，又不能及时请示，怎么能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领导好呢？因此我们要建立秘密电台。”

接着，周恩来又道出了选址的考虑：“之所以选定在你家，是考虑到你父亲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以及你的关系。只要掩护得好，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你先把设备带走，我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决定是否派专业人员安装。”

为保险起见，周恩来又仔细询问了王宇光屋内有无条件安置天线，以及电台设备怎样转交等问题。

这在王宇光看来都不是问题。他在家单独住一屋，四壁完全可以安装天线。至于电台设备，可以先装箱送到曾家岩50号，离他父亲在重庆的住处不远，再利用黄昏国民党特务放松警惕时把箱子取走。

周恩来肯定了他的方案，又喊来秘密交通员，当面约定了取箱子的时间。

任务交代清楚后，周恩来似乎又想起什么，补充问道：“你的爱好是什么，属于哪一种性格，外向还是内向，你更喜欢哪一种？”王宇光当时还是一个阅历浅、知识少的青年，一下就被问倒了，愣在那里，结结巴巴地不知道怎么回答。

周恩来看出他的窘劲，面带微笑地望着他说：“你一定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原则啊。回到成都后设法继续读书，而且要做优等生。同时多交朋友，联系群众。”王宇光用力地点了点头。

很快，王宇光从重庆顺利拿到电台。但怎样安全带到成都，是一大难题。当时，国民党对四川统治极为严密，带着电台上路，不管走哪条路都非常危险。最好的方式是电台和人分开，即使电台出了问题，人还可以保全，不一定直接受到牵连。

可是二者又如何分开呢？王宇光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正为此苦恼时，他突然想到了“麻乡约”——一个民间运输组织，信誉卓著，委托它代运的行李从未丢失或受损，而且手续极为简单，无须开箱点交，只要行李上锁，付清费用即可，然后留下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行李运到后即发出通知，持收据前往领取。

一路上，“麻乡约”全凭人挑肩扛，经老东大路到成都，不走有特务盘查的青木关站口，全程大约10至15天。

“麻乡约”既无门面又无招牌，不是熟人还联系不上。有了它，电台运输问题迎刃而解。王宇光把电台交给“麻乡约”后，立刻动身前往成都，不日果然接到取货通知。把电台安全取回家中，他心中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也。

之后，虽然事态并没有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电台也一直未被启用，但王宇光从未向他人提及此事。面对周恩来交付的特殊使命，他表现出的担当和责任着实令人钦佩。

后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王宇光考入大学，并在1944年毕业后走上了地下党的领导岗立。

（根据重庆市国家保密局提供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