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是能十分及时而又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各种动向，然后早做准备，采取主动，使国民党顽固派不敢轻举妄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一些国民党元老如张继等人就曾当面对蒋介石说：“共产党就在你身边。”可查来查去，谁也没有怀疑这个国民党元老眼中的乖乖女、国民党高官要员信任的优秀职员。就是她，坐在离国民党高层决策圈最近的地方，按住了蒋介石的脉搏!她就是抗战期间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红色特工沈安娜。

1934年年底，沈安娜受党安排，参加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速记员招聘考试。她以超群的速记专长和扎实的中文水平顺利打人浙江省政府并得到省主席朱家骅的赏识，由此开始了她传奇般的情报生涯。抗战开始不久，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和部署下，沈安娜利用朱家骅的关系很快打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当了速记员，并经朱家骅等三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关于情报工作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叮嘱她：“要机警灵活，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谁知有一天，沈安娜突然秘密出现在重庆机房街70号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的办公室，要求去延安。已经服从安排做秘密工作，为什么又要求去延安呢？沈安娜报告说，国民党中央党部内部非常腐败，互相钩心斗角，在这样的机关里工作非常憋气，她渴望像别的有志青年一样去延安。博古没有同意。不久，周恩来又找她谈话，嘱咐她：“掌握国民党的动向，长期隐蔽下去，可以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外，周恩来还叮嘱沈安娜，既要有为革命献出一切的决心，也要善于应付突发事变，保存自己。周恩来的谆谆教导，使沈安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此，她下决心在国民党的核心机关长期战斗下去。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负责保管会议文件。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作报告时，沈安娜就坐在离他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做速记。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精心策划消灭我党我军的新阴谋，炮制了两个反动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这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沈安娜除按党的布置及时报告国民党全会情况外，还将会议正式通过的两个反动文件送交董必武和博古。后来，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材料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材料，将其编人《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予以公布，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摩擦的根源，从而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均由沈安娜担任速记，每次常委会的议事内容，沈安娜均及时送交南方局。

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根据沈安娜的表现，认为她经受了严峻考验，在隐蔽战线为党做出了突出贡献，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决定接收她入党。

1942年8月，在沈安娜的情报工作生涯中，发生了一次十分危险的事件：沈安娜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突然被国民党逮捕，她与组织的联系戛然中断。这时，沈安娜的内心非常焦急，她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几次都想去找组织。可是她清醒地知道，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红岩嘴周围布满特务，如果贸然前去，不但给个人带来危险，而且会使党组织和同志们受到牵连。她默默地告诫自己，要牢记周恩来“地下情报工作要长期隐蔽”的教导，绝不能轻举妄动，要坚持耐心等待组织的出现。这段时间，沈安娜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但在行动上却装得若无其事，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

1943年，宋美龄经常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演讲，需要有人记录，该会总干事知道沈安娜速记水平高超，就邀请她去做速记。为取得宋美龄的信任，沈安娜精心速记并将其整理成文，将记录装订得非常漂亮。宋美龄看后十分高兴，以后每次演讲总要把沈安娜带在身边。这样，沈安娜成了宋美龄的速记员，又多了一个情报来源。

1946年年初，“旧政协”会议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还要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议做速记。为了尽多尽快地了解国民党的内幕，不管多累多困，晚上的党团会议她必定参加。蒋介石不想实施《双十协定》，特别指示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议上对政治、军事以及民主等问题的几个关卡要把住。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议就是讨论如何实施蒋介石的策略，第二天如何对付中共。他们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中方案等。他们的会议刚一结束，沈安娜就把会议情况写出来连夜送交南方局派来的同志。

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就于1946年2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会上讨论了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政方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秘密会议。南方局天天等着沈安娜送来有关情报。当时大会有几个速记人员，轮流记录、整理，沈安娜不能参加全部会议。但她与机要处印刷股股长沈达之关系很好，印刷股虽属重地，沈安娜却能随便出人，有机会她就取回这些会议文件进行摘录。国民党机关内部有个规定，经过中央党部秘书和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党部人员的亲属到大会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沈安娜为全面了解会议情况，就向处长张寿贤建议将自己的丈夫华明之调来大会工作。张寿贤对沈安娜完全信任，表示同意，于是华明之就进入大会速记组担任记录稿的文字修改和校对工作。这样，沈安娜就将大会的全部情况都掌握了，然后通过联系人送交南方局。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于3月11日召开的两党代表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国民党企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周恩来对这段时间沈安娜的情报工作非常满意，说沈安娜送来的这些材料‘“及时、迅速、准确”，要吴克坚对沈安娜给予表扬。

1946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开始从重庆逐渐迁回南京。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南方局指示沈安娜：要重点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同时注意搜集国民党各派系头子的政治态度和主张。

在南京的三年，沈安娜经常告诫自己，在这重要时刻绝不能暴露自己。她在家里绝不放任何进步书报，生活上符合潮流，穿着人时，常看美国电影，春秋之际常与同事们出去旅游，逢年过节总要去看望上司，送点礼物。沈安娜的家里挂着居正、于右任等人写的条幅、对联，机关里的人以为沈安娜与“元老派”交情很深，上司也更信任她。直到国民党作鸟兽散，从无一人怀疑过她是共产党。

1949年5月，沈安娜根据党的指示回到上海，从而结束了长达15年的秘密情报生涯。

（根据重庆市国家保密局提供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