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召开由各界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新政府，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同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倡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伟大号召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华人的广泛赞同和热烈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八个民主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纷纷通电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但这些民主党派的重要负责人和极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大部分都在香港。分散在内地国统区的部分民主人士，也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极力阻挠和暗地监视，无法直接前往解放区。为了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只能先将其秘密撤到香港，然后再分期分批将他们接到解放区。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保密难度极高的重大政治任务，为防止国民党方面的重重阻挠和特务机关的肆意破坏，确保民主党派人士的人身安全和顺利北上，转移接送民主人士的整个活动都只能秘密进行，每个环节的保密措施都必须十分周全，要做到万无一失。

与此同时，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及所属机构，由西柏坡整体迁往北平。中央机关迁驻北平，标志着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时期已基本完结，党的工作重心开始新的战略转移，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当时，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撤离北平时，秘密建立了一千多个特务据点，部署了大量特务人员潜伏下来，寻机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制造混乱。为防止敌特的破坏，中央机关迁往北平和筹建新政权的整个活动必须严格保密。因此，安全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和保证中央机关顺利迁往北平，便成为新中国建国前夕至关重要的两项保密工作任务。

一、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保密措施

1948年9月，中共中央给香港分局、上海局相继发出密电，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向北转移，进入解放区“方为适宜”。“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各地民主人士如直接进入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后来，由于解放战争进展迅猛，特别是1949年1月北平已获和平解放，新政协会议最终决定在北平举行。

中共中央多次就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到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电示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明确指出：“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的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为着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絧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土来解放区开会。”

8月1日，周恩来密电香港分局，要中共香港分局收到电文后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范围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同时要求香港分局必须严格各项活动的保密。9月20日，周恩来又亲自拟定了包括中共中央5月2日电文所列名单在内的港沪和长江以南各民主人士的77人名单、平津各民主人士的24人名单，并分别致电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华北局、华北城工委，征询对名单的意见。

1948年8月，毛泽东为召开新政协会议电复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图为当时香港《华商报》刊载的消息。

11月5日，周恩来又致电香港分局，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等，务必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在12月内将尚在香港和上海的李济深、郭沫若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的几十名各方面代表，安全护送到解放区，并对进入解放区的路线和安全保密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12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示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潘汉年、钱之光，指出：“在香港列名响应‘五一号召’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均可参加新政协，并希望即分别与民革、救国会、第三党（即农工党）及致公党接洽，推出代表，并设法护送他们到解放区来。”香港是英属殖民地，港英当局明显倾向和袒护国民党政府，对香港的控制极为严厉，同时又默许国民党在香港部署大批特务，公开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港内局势极为复杂，给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为将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北方解放区，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在安全保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周密部署，采取了各种严格的保密措施，并将各项保密责任具体落实到各个环节的人员，要求务必确保民主人土安全抵达解放区。

当时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香港与解放区的陆、空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决定选择海上路线，转移民主人士北上到大连或营口等地进入解放区。

1948年7月底，周恩来电示香港分局，要求尽力为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来解放区“筹划安全的道路”。8月2日，周恩来致电已在大连市开设中华贸易总公司并任总经理的地下工作负责人钱之光，要他从大连租船前往香港，以货物贸易运输为保密掩护，分批运送北上的民主人士。电报还特地叮嘱钱之光要亲自前往香港，与香港分局协同整个行动。8月上旬，周恩来再次电告香港分局，指定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负责此项工作，要他们将联络民主人士的名单、运送计划和保密措施电告中央。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在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决定成立一个转移运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局，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个别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具体接送工作，并设立专门的秘密电台，随时与中央及大连方面党组织进行密码通信联系。同时，还把设在香港的“联合公司”改组扩大为“华润贸易公司”，由钱之光任董事长，以便更好地掩护民主人士北上。与此同时，在大连的钱之光率领祝华、徐德明和译员陈兴华三人，从鸭绿江到达朝鲜新义州，转乘火车到平壤，与朝鲜及苏联方面协商办理租船手续，再到罗津港将当时香港市场短缺的大豆、猪鬃、皮毛等土特产品，装运到苏联“波尔塔瓦”号货船上，就这样以通商贸易为掩护，起航前往香港。钱之光一行到香港后，先采购了解放区急需的各种药品、轮胎、电信器材等物资，同时向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等作了汇报，当即商定了分批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安排。确定上船之前的人员联络、行李运上货船的工作，统由香港工委负责；钱之光的贸易公司则承担货船租赁工作，并派人在船上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起居保障和安全隐蔽工作。

1948年11月30日，马叙伦与郭沫若在船上合影。这批从香港秘密北上的航船上的民主人士肖像，被称为中国新政协启航的影响“孤证”。

8月30日，周恩来、任弼时、李维汉联名致电钱之光，同意组织第一批民主人士乘坐租用的苏联货船经朝鲜北上，在该电报中还特别指出，“需注意绝对秘密”。获知冯玉祥由美返国途中，因轮船失火遇难的消息后，中央又于9月7日致电潘汉年并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果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为了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安全保密第一的原则，中共香港分局和潘汉年、钱之光等人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据钱之光后来回忆：“当时情况复杂，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我们事先都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也做了周密地调查了解，熟悉经过地段的情况，还事先约好从哪条路走，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遇上紧急情况如何应付，等等。由于民主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的人也多，为了避免因“遇到熟悉的人而泄露行踪，每次都安排在黄昏以后上船；每次都有负责同志陪同，我还另派工作同志随船护送。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动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人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后，再安排上船；有的先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还为此改换住地，把行李放在原来的住处，另行派人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到达了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上船后，还特地把重要人物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在外面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装，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买卖的，还特意在每个人的口袋里装一份货单，并要求大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正是采取了细致入微的安全保密防护措施，才保证了护送的顺利进行。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轮船，除了可能会遇到风浪等恶劣天气外，有时还会遇到国民党军舰的盘查监视，但由于组织严密，安全保密措施得当，均化险为夷。郭沫若离港前，为掩护自己离港北上，特地在离港前几天赶写了多篇抗日战争回忆录的文稿，预先交给报社，要求报社从8月25日开始在《华商报》副刊上连续刊登，每日一篇，不要中断，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其实，在文章刊出时，郭沫若早已经离开香港。通过这种时间差的方法，郭沫若巧妙地避开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和港英当局的监视。

当时，在港的10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及其家属，全部是从海上秘密护送北上的。从1948年8月开始，分多批进入了解放区。第一批北上的人员较少，只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元等。这是由于租用的苏联“波尔塔瓦”号货船不大，客房极少，加之担心第一次经过台湾海峡的安全问题。第一批人士北上时，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亲自陪同，钱之光派祝华、徐德明随船负责照护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当时民主人士的行李统一由连贯派人先行运走，撤离人员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先到连贯家吃过晚饭，进行化装后上船。沈钧儒、谭平山胡须甚长，很难收藏，只能化装成老大爷；章伯钧扮成大老板，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蔡廷锴则穿着褐色薯莨绸，足登旧布鞋，俨然一个商业运货员。他们随陪同人员步行10分钟左右路程，到达铜锣湾海边，随即坐上事先雇好的小艇，向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波尔塔瓦”号货船划去。当大家扶着摇摇晃晃的吊桥走上货船之后，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顺利驶离香港，向北航行。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9月18日，周恩来专门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近日内抵朝鲜罗津，请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前往迎接。

民主人士在沈阳讨论建国大计

第一批民主人士顺利离港到达解放区后，钱之光等很快又拟定了第二批民主人土北上名单。10月底，第二批民主人士乘坐悬挂着挪威国旗的华中轮离港北上，12月6日到达沈阳。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由李嘉仁陪同，随行有30多名中共党员一路护送。周恩来事前电告大连的冯铉、刘昂，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还特地嘱咐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御寒衣

三批民主人士相继成功北上后，港英当局及国民党方面大为震惊，立即采取严厉管控措施，加紧了对进出香港水陆空交通的管控。国民党特务更是加紧监视、盯梢、恐吓，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时间香港的气氛骤然紧张。对此，周恩来特地电示钱之光：“已经走了几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以后行动要更加谨慎。”另外，还特别提出了做好其后民主人土转移的“保密、谨慎、周到、安全”八字原则。直到1949年3月14日，第四批民主人土才得以离港北上。该批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及其子盛康年、姚维钧、俞寰澄等，由刘恕护送。由于此时天津已经解放，运送第四批民主人土的船只，直接到达天津港上岸，并于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车站迎接。

1949年2月28日，叶圣陶（后排右二）、马寅初（中排右一）、柳亚子（中排右三）、郑振铎（后排右三）等由香港北上赴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图为在轮船上合影。

除以上四批外，当时经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规模不等的多批次。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1949年2月28日，叶圣陶、马寅初、柳亚子及郑振铎等共27人，乘坐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海轮由香港北上，3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3月18日顺利到达北平。

胡绳、沙千里离奇惊险的北上经历

胡绳和沙千里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名人，二人原定于1948年10月中旬与郭沫若等人一起乘坐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前往大连。由于该船抵达香港时与另一轮船碰撞，需要人坞修理，不知会拖延到什么时候才能成行。于是，负责护送他们北上的连贯出了一个“怪招”（胡绳在逝世前半年所写文章中的说法，因为在此之前和以后，都没有采用同样方法护送人员北上的情况）：要他们从香港乘坐公开的外国客货轮，先到韩国仁川。到达仁川后与连贯介绍的商人取得联系，再从仁川搭乘走私的机动帆船到大连。1948年10月下旬，胡、沙二人到达仁川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当地商人害怕国民党的兵船在海上拦阻或打劫，不敢再冒险走私货物到东北各地。因此，胡、沙二人不得不滞留仁川，进退两难。这时，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他们就这样身陷人地生疏的韩国，心中万分焦急。到11月底，胡绳、沙千里终于找到一艘走私布匹的商船，经联系愿意送他们到大连。当这只走私船在海上漂流了几天，快接近大连时，船主用望远镜发现左前方有一艘大船，怀疑是国民党的军舰，于是急忙驶往一个荒岛躲避了一夜。次日，确认大船已经驶离远去，这才继续开往大连。胡绳、沙千里在大连上岸，与接待单位接上头后，才知道他们躲避的那艘大船，其实就是运送马叙伦、郭沫若一行的挪威货轮。而两个月前出“怪招”要他们自行到仁川的连贯，正是同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起抵达大连的。

整个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遇到不少困难，但最为困难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护送李济深秘密离港。

抗战结束后，李济深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于1947年2月从上海来到香港，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经过与国民党内各个民主派领袖协商，于1947年11月12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并选举宋庆龄为民革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柳亚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1948年元旦，民革中央通过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民革成立之后，李济深等先后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反抗凶残的掠夺》等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种种罪行，号召人民坚决起来斗争。

这一期间，美国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企图物色一些既反共又反蒋的“中间势力”，组织“第三政府”，与中共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并派人游说李济深，请他出面同中共举行和谈。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设想把广东变为支撑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基地。为此特地派出人员到香港会晤李济深，建议李济深等组织一个名为“和平民主大同盟”的组织，以期在广州建立新的政府。白崇禧也曾派人携带亲笔信拜访李济深，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但所有这些游说，都被李济深一拒绝。不止如此，李济深还经常发表谈话，接受记者访谈，严词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强烈要求美国撤退驻华军队，停止一切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对其恨之人骨，宣布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还派出特务到香港寻机暗杀李济深等人。

为了联合各党各派共同筹备召开新政协，也为了李济深自身的安全，中共方面希望李能早日离港北上。但在整个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还有人挑拨离间对李济深说：“千万不要去解放区，否则易进难出，身不由己。”同时，李济深作为国民党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事务繁忙，难以随时动身。1948年12月中旬，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又称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专程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随第三批人员北上。

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认为，只要把李济深扣在香港，就是一个重要的筹码，因此对李济深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确保李济深安全顺利地离开香港，确实困难重重。港英当局还特地在李济深寓所的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儿，名为保护，实则日夜进行监视。为了护送李济深秘密离港，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拟定了一个周密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夜间护送李济深上船，这时人们大多在欢度节日，对行动较为有利，并精心挑选了与李济深同行的保卫服务人员。同时，李济深还巧妙地发出请帖，邀请当时香港总督府政治处主任王翠微夫妇于12月27日到家中吃饭，这一安排，为李济深及其家人26日离港打了个障眼法。

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的寓所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像平日宴客一样，宾主交谈甚欢。李济深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挂在墙角显眼处的衣架上。这一切，马路对面的特务通过望远镜都看得一清二楚。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不经意地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由于李济深的外套还挂在衣架上，对面的特务误以为李济深还在家。而此时，李济深已经悄悄登上苏联货轮，并被特意安排在船长室休息。国民党和港英当局直到李济深离港3天后方得知消息，但为时已晚，失去时机。经过十多天的海上航行后，1949年1月7日，李济深一行顺利到达大连。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等以中共中央名义设宴为李济深等接风洗尘。因为天气寒冷，周恩来还安排送去了皮帽、皮靴、貉绒大衣等御寒用品。随后李济深等便在中共安排下，于1月10日安全到达沈阳，如期参加了新政协的相关筹备工作。

李济深

中共地下党组织除秘密护送大批避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外，还曾秘密营救被国民党软禁于上海的民盟领袖张澜和罗隆基，并将其安全护送至北平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在这一过程中，也充满了艰辛又惊险的斗争。

张澜，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并继黄炎培之后任民盟中央主席。他领导民盟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43年，他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揭露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阐明民盟的民主政治主张，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响应中共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反对内战，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内战爆发后，张澜拒绝出席伪国大。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1948年1月，民盟总部秘密恢复，并决定与中共合作，力主用革命手段推翻国民党政权。1949年，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蒋介石派亲信张群找到张澜，请他在国共双方之间做调解工作，张澜明确表示：“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正因如此，张澜便成为国民党政府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眼中钉。他在上海的住所被特务们严密包围监视，进出都有特务盯梢。

罗隆基，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1949年3月5日，民盟总部迁至北平，并发电请张澜和罗隆基北上。中共中央也电邀张、罗等人北上参加新政协。国民党在总崩溃的前夜，加紧屠杀各民主人士。2月24日，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葆真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随即判处死刑。5月12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黄竞武（黄炎培之子）在上海被特务逮捕，并于18日被杀害。21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曾伟，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任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副主席罗隆基也成为国民党特务刺杀的重要目标，国民党当局已将逮捕张、罗并在必要时押解去台湾或就地处决的密令，下达给上海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并决定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警备大队具体执行。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张澜和罗隆基已托病住进了医院。5月10日，警备三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率领武装特务闯进医院，将张澜和罗隆基强行囚禁。

中共中央很快获得国民党要暗杀张澜、罗隆基的绝密情报，周恩来紧急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必须保护好张澜、罗隆基的安全，要防止他们被特务绑架和暗杀。”李克农也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海一解放，马上护送他们来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根据周恩来、李克农的指示精神，紧急展开营救工作。营救方案之一，是秘密进入医院武装将张、罗营救转移出去。然而因国民党特务监视非常严密，营救人员在医院外苦苦等了多日，一直无法找到合适时机。营救方案之二，是从敌人内部打通关节，策反实施监视的国民党军官阎锦文，而阎锦文是杨虎的亲信，所以这一方案的关键是争取杨虎的配合。

杨虎，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反袁和护国斗争，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杨虎任淞沪警备司令。抗战期间，杨虎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对历史上的反共行为有所醒悟，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也曾表示不满。抗战胜利后，杨虎寓居上海，组织了“兴中学会”，倾向爱国民主运动。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大江，从南京逼近上海之后。杨虎既不愿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又担心共产党会因历史上的恩怨对他不利，正处于进退维谷、犹豫难决的时候。

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相关情报，分析了杨虎的矛盾心理，认为将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很大，于是很快展开了对杨虎的策反工作。首先通过杨虎的妻子摸清了其思想动态，然后由吴克坚亲自登门拜访，并开门见山向杨虎晓以利害，终于使得杨虎决定投向人民一边，配合上海地下组织的营救活动。此时，阎锦文也与杨虎处在相似的心境之中，加之对杨虎唯命是从，于是决定协助地下党营救张、罗二人。

就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紧锣密鼓策反杨虎的同时，国民党上层决定暗杀张、罗二人的计划也悄然成形。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毛人凤制订了一套两手准备的暗杀计划，对张、罗=二人直接暗杀或者沉江。5月14日，在医院监视看管张、罗的特务们接到了用匕首刺杀张澜、罗隆基的任务。后因这一计划过于明目张胆，担心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抗浪潮，被临时叫停，而改以实施第二套方案，即对张、罗实施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绑上石块，沉江灭尸，并将这一暗杀计划交由阎锦文负责执行。

1949年5月24日，眼看上海解放在即，国民党败局已定，兵荒马乱，正在忙于撤退。阎锦文突然接到命令，指示他连夜将张澜、罗隆基秘密转移出医院，依计处置，然后随军去台。阎锦文得到命令后，决定火速行动营救出张、罗二人。24日晚，阎锦文驱车至医院，命手下士兵守住楼梯，自己独自一人上楼，掩护张澜、罗隆基迅速离开病房，坐上他开来的汽车，趁着夜色秘密驶往杨虎公馆，并和中共地下党人员一起做好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特务的准备。所幸，第二天解放军即攻克上海，国民党军警特务均作鸟兽散，张澜和罗隆基终于平安脱险。不久，张、罗即被护送由沪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罗隆基被选为森林工业部部长，一起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周密安排，从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先后20余次护送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及其家属共1000多人秘密北上，这些人中有115人成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5位民主人士出任共和国部长，19位民主人士出任中央政府委员。

二、中央机关迁驻北平的安全保密工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协议签字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机关于3月迁至北平。1月19日，北平和平协议签字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直属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即前往北平，秘密执行为中央机关勘察驻地任务。1月27日，杨尚昆主持召开会议，对中央迁往北平进行具体安排。决定由李克农先行前往北平，负责布置相关工作，杨尚昆留在西柏坡，负责中央迁平的具体安排。同时，中央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和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第三局局长王诤发电，通知他们启动搬迁事宜，并专门成立临时机构——“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牵头，杨尚昆具体负责。中央迁平首要的就是交通工具，杨尚昆给林彪、罗荣桓发电，要求他们派出100辆十轮大卡车，到西柏坡担任搬运任务。此外，相关后勤保障、通信联络、安全警戒、住宿和接应等诸多事项，都作出了精细筹划。为严格保守中央机关迁平的秘密行动，中央决定在搬迁过程中，新华广播电台不中断播音。杨尚昆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等人为此进行了周密而具体的筹划，制定了一整套保密计划，对中央机关向北平转移前、转移中、转移后的各个环节应遵守的安全保密纪律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转移前对机关全体人员进行一次保密教育，防止泄露转移的时间、路线、交通工具及目的地；对家在解放区，特别是在河北、山西、热河、东北等地的同志，要求写信通知家属及一切亲戚朋友，告诉机关部队已转移，但不得告诉具体地点，暂时一律停止通信及与家属来往；一切废纸、杂字、油印后的蜡纸、用过的复写纸一律烧毁；对各种档案、文件、电讯及一切有关涉及秘密的材料逐一进行清理登记、严密包封、妥为装箱保管，临时使用之材料，应责成专人携带、保存。凡是已失时效，又无须带走的文件材料须即时焚毁，销毁时必须经本机关最高首长批准，并有两人以上在场始能焚毁之；一切文件装箱，须分普通与特别机密两部，并须事先指定人看管押送；详细检查一切不令人注目的偏僻地方，收验片纸只字，如室内墙缝中、老鼠洞内、箱柜下、箱柜背后、桌凳脚下、炉灶中、炕席下，墙壁桌凳所写的名字、机关代号，糊窗纸上、室内外之厕所中、小便池内、垃圾堆、猪圈、驻地道路旁边等，都不能留下片纸只字。事先应加以检查清理；对每批出发人员，须注意干事的配备，负责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第二，转移中要特别强调并严格执行保密纪律，绝对服从领队指挥；爱护与负责保管公共物资、文件，押送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擅离职守；保守一切机密，不小广播，不讲机关部队名称、性质，不暴露出发地与目的地，不在途中丢失片纸只字，及时销毁路标、代号。第三，严格执行人城市守则。涉及有关秘密的不说，如机关名称、工作性质、首长姓名、人员状况、组织机构、机关驻地、门牌号码、武装编制及内部一切情况；党报上没有公布的不说；没有把握的不说；无原则的不说；非公不随便打电话及在电话中谈机密；人城后三个月内，暂时不得与家属、亲戚、朋友等通信、发电报、打电话、接见等。

中央决定，迁平后机关及所属人员暂不人城，暂住香山。选择香山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北平城里原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甚多，情况复杂，安全保卫和保密条件尚不成熟。杨尚昆、李克农等一致认为中央机关迁到北平，应该先在城郊过渡一个时期，“驻地暂放在城郊为好”。二是因为当时得到情报，国民党的飞机有可能轰炸北平，而北平城内不具备防空条件，最终决定将距北平城区20公里外的香山作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为此，李克农同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专程到香山进行了认真勘察。香山林木葱茏，利于防空和布防。后来，又在毛主席入住的双清别墅前面修建了专门的防空洞。将距双清别墅不远处的来青轩，作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驻地。此外，香山慈幼院房屋甚多，可以安置中直机关工作人员。

党中央决定迁平时间后，给四野发出一密电，要求调长期从事警卫工作、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四野吴烈师部一个师担任香山一带卫戍。

为了保密的需要，李克农给中央机关确定了进北平后的机关驻地代号一“劳动大学”。同时，为了在中央机关进驻香山之前布置好相关事宜，当时分别在城内的弓弦胡同15号、城郊结合部的青龙桥及机关中心区香山，设置了三个站点。设在城内弓弦胡同15号的“劳动大学”筹备处为第一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负责。筹备处是个隐秘的机构，其具体任务是为中央在香山的临时驻地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设在颐和园北不远处的青龙桥“劳动大学”收发处为第二站，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王范主持，对外称收发处，但并不负责收发信件，而是具体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环境调查，以及驻地周围社会治安的整顿、清理，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往人员的住宿手续等事项，是名副其实的保卫机构。设在香山的“劳动大学”招待处为第三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负责，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机关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租借等。三个工作站既是联络机关和准备机关，又是检查机关，更是安全保卫机关。

后来因李克农发来“中央移动时间望能推迟”的电报，认为我方对傅作义部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北平的秩序仍不稳定，中央机关迁平的时间又往后推迟了十几天。3月23日，中央机关启程前往北平。19日，周恩来召集了一个布置“大搬家”的会议，先期赴平的赖祖烈介绍了香山临时驻地的基本情况，杨尚昆就行动安排征求了与会各单位的意见。会后，周恩来要求杨尚昆必须在24日先期抵达北平，布置好迎接工作。另外，决定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新的“转移委员会”，全面负责搬迁以及善后工作。

北平方面则成立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由时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牵头负责，成员有平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四野参谋长刘亚楼和先期勘察北平的李克农等。

对于中共中央机关迁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戒，以及到达北平之后的阅兵及群众庆祝活动等，北平组织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严密部署。具体的分工是：从唐县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的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的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由刘亚楼负责。20日，叶剑英、聂荣臻和李克农联名将部署情况电告西柏坡，并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党中央从西柏坡到涿县后改乘火车，涿县到北平的铁路线可保畅通。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之后，于第二天发出回电：“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作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

21日，中央负责警卫工作的有关部门，在香山召开了警卫稽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便衣队为主，北平市公安局郊五、郊六分局协助，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吴烈师的部分人员联合建立三个检查站，分设于西直门、海淀镇和青龙桥，同时决定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领发通行证件，勘察设置通往香山道路警卫的可隐蔽有利地形，对清华园火车站附近、华北农村实验场周围和海淀街西口居民区人员构成进行探查摸底。24日晚，完成在通往香山、西苑机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的警卫力量部署工作。

3月22日，叶剑英、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电报，确认北平的准备工作及搬迁沿途的交通警戒等工作已经布置就绪，中央机关可以开始搬迁行动。并报告说：“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两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叉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三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5当天下午，四野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联络部部长钱益民率四野派出的搬迁车队到达西柏坡。

3月23日清晨，新华社根据事先部署，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显示中央机关依然在西柏坡办公。而这天上午11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陆定一、胡乔木等已坐上11辆车，一起动身向北平进发。阳春三月里，在春意萌动的华北平原，中央书记处的车队扬起滚滚烟尘向北进发，经过28年的艰苦征程和浴血奋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就要到来，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就要进入城市，建立新的人民政权。

按照原定计划，党中央车队应于当天天黑之前赶到保定，并在保定住宿。保定当时是河北的省会，各方面也早已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但因车队一路意外不断，车速缓慢，队伍到达唐县附近的淑闾村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只得就地宿营。淑闾村原是个兵站，宿营工作很快就绪。当晚，毛泽东就睡在村民家用门板搭成的铺上。3月24日，上午10时，车队再次出发，中午抵达保定。在打前站的同志和冀中区党委领导的引导下，车队开进冀中区党委大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下车吃饭休息。下午3点半继续上路，往涿县驶去。当天傍晚，车队抵达涿县县城，但城门紧闭，警卫上前通报说是中央机关的车队要进城，可持枪守门的哨兵因为事先没接到通知不肯开门，直到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县委的领导来了之后，车队才得以进入城内。3月24日晚，毛泽东等住在涿县公安局院内。当晚，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乘火车来到涿县，接毛泽东进北平城，并汇报迎接党中央进入香山的具体安排：先在涿县乘火车进北平，经过丰台，最后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清华园没有停留，直接坐汽车去颐和园。预计在中午前后到达颐和园，在那里休息吃饭。下午，乘车去西苑机场阅兵。

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登上开往北平的专列。25日凌晨，专列驶人清华园火车站，受到等候在站台上的聂荣臻、彭真、罗荣桓等的热烈欢迎。下车后，毛泽东等人分乘汽车到颐和园，工作人员临时用木凳拼搭成铺位，找来些被褥铺上，毛泽东等人就在这里临时午木。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休息时，周恩来却在不停忙碌着。他先是叫来了在香山部署中央领导人驻地工作的杨尚昆交代任务，要他马上到西苑机场，对入城仪式活动做最后一次现场检查。随后，又找李克农、王范等，再次检查部署下午在西苑机场阅兵的相关具体事宜。李克农向周恩来详细介绍了下午活动的具体安排。周恩来尤其关注各路段的警卫安排，要求相关，人员对过往路段的警卫工作再做最后巡查，绝不能有任何遗漏和疏忽。

下午3点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乘几辆小轿车，由颐和园出发前往西苑机场。北平市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等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西苑机场欢迎，其警卫工作主要由北平市军管会交际处和平津前线司令部阅兵指挥部负责。市公安局抽调科以上干部20余人分散在各界群众代表中维持现场秩序。

下午5时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机场，与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一一握手。5点15分，阅兵仪式开始，西山脚下的50门火炮同时向天空连续发射照明弹500余发，乐队奏起雄壮高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乘坐吉普车，在叶剑英、聂荣臻的陪同下，开始检阅部队，塔山英雄团等英雄部队手持红旗列队在检阅部队的前列，他们后面整齐地排列着野战步兵、警卫部队、坦克部队、炮兵部队、高射炮防空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场面非常壮观。5点45分检阅完毕，毛泽东等驱车回到颐和园。晚饭后，中央领导同志派人进城把李济深等十几位民主人士接来，共同商谈关于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事宜，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12点。之后，毛泽东等一行分乘多辆轿车，驶往中共中央的新驻地一香山。通往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路况较差，坑洼不平，颠簸得厉害，加之当时已是深夜，鉴于中央迁平过程中一路上的经验教训，周恩来要求车队一路尽量放慢速度，安全第一，最终顺利到达香山。至此，党中央机关在香山住下，直到1949年6月进城。

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北平和平解放前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特务机构林立，有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机构、华北“剿总”二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以及美英苏的间谍情报机关等。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东北、华北和西北的特务系统相继被清查，根据国民党军队撤退前的部署，大量特务流窜进北平潜伏暗藏下来，其确切人数在短时间内几乎难以调查清楚。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人员有许多被我方留用，这就给国民党特务留下了空间，使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清理增加了难度，导致当时国民党特务活动气焰嚣张而频繁。1949年1月18日，力主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爱国人土、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被炸，何思源在爆炸事件中受伤，他的两个女儿一死一伤。可见当时北平的安全局面相当令人担忧，为了阻止共产党首脑机关进驻北平，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无所不用其极，积极准备，妄图铤而走险谋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为了保证中央进驻北平的安全，必须有一支坚强的隐蔽警卫部队。因此，在中央迁平之前，李克农即奉中央之命令，迅速组建一支便衣警卫部队，为党中央迁平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在党中央顺利迁入北平及之后，在数次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中立下功勋。

当时选拔培训便衣警卫人员的具体要求是：（1）家庭出身贫下中农，政治上要绝对可靠；（2）年龄在25岁以下，身体健康；（3）具有三年党龄、五年军龄。后来因选人困难，经过讨论决定，被选调人员的军龄和党龄可以适当放宽。只要符合前两个条件，凡是正式党员即可作为候选人。

1月18日下午，被挑选出来的部队官兵到达河北建屏县（现平山县）西黄泥村训练班集中。训练班共有160多人，便衣保卫队学员主要来自三个部门：一是华北军政大学。这部分同志都是连排级干部，他们长期在前方作战，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二是中央警卫团。这部分同志也都是连排级干部，他们长期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具有丰富的警卫工作经验。三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人员。这部分干部有的长期在敌占区从事隐蔽工作，具有丰富的反敌反特斗争经验。来自这三个部门的干部混编组成便衣保卫队，优势互补，强中更强，经过严格培训，足以担当高难度的保卫任务。

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党中央准备在短期内即前往北平，便衣队必须先于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做好安全警卫准备。因此，便衣队学习的科目刚过一半，即提前结束学习，开赴北平。

进入北平后，便衣队最初驻扎在弓弦胡同15号院，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所，人称“戴公馆”。已先期到达北平的李克农向便衣队交代了任务，要求在中央迁驻北平时，务必做好西直门至香山一线的便衣警卫；加强西郊公安派出所、检查站的领导，监督使用旧警察，做好西郊社会方面的调查管控工作。根据上述指示，便衣队在西直门、海淀、香山、颐和园东宫门设立了四个执勤点。便衣队队员有的化装成蹬三轮的、有的化装成在街面摆小摊的、有的化装成修理自行车的等，布置在沿线公路两侧。

为了安全起见，便衣队把中央迁平后的驻地香山附近作为工作重点。他们进驻香山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配合工兵扫雷部队，把香山内外党中央驻地彻底清查一遍，排除一切安全隐患。连续三天时间，便衣队的一个分队和携带扫雷器的工兵部队一道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当扫雷器探到双清别墅附近时，意外发现了一颗没有爆炸的手榴弹，还有炮弹和被埋藏着的几箱炸药，这让大家顿时紧张起来。起初有人怀疑是中央驻地秘密被泄露，敌特分子精心预谋暗害所为，否则为什么手榴弹偏偏埋在毛泽东住处下面?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分析，认为手榴弹和炸药可能是国民党军队匆忙从香山往城里撤退时遗留下来的，排除了人为破坏的动因。大家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工兵部队及配合其工作的便衣队队员，把经过扫雷检查的住房和安全区域，整体移交给了进驻香山的便衣保卫队一区队，由一区队和警卫部队联合布岗守卫。便衣队一区队接防后，马上对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领导人即将人住的房屋进行修缮，协助布置办公和住宿用具。之后，便衣队还在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开展社会摸底调查，先后向中社部提交了《北平西郊概况调查》等工作报告。在调查中发现，有国民党中统潜伏特务组织“党通局”在青龙桥一带活动的迹象，但相关情况掌握很少。为此，市公安局又对已捕获的“党通局”特务刘俊明、方增福进行复审，进一步搞清了他们在青龙桥一带的人员、组织和活动情况，并予以全部登记，将其首要分子送市公安局清河大队受训。

3月21口，为做好中央迁平当天的警卫工作，便衣队在香山召开会议。会上对各项任务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工，并决定以便衣队为主，会同市公安局和第207师联合建立西直门、海淀、青龙桥三个检查站；成立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和颐和园、西苑派出所，各检查站、分驻所在行政上由市公安局领导，业务上受公安局、便衣队双重领导。3月23日建站完毕，24日领发证件，勘察地形；并对清华园附近、华北农村试验场周围和海淀街西口较复杂的零散居民区进行摸底了解。

3月24日晚，便衣队分成公开便衣、秘密便衣和检查员三种形式，布防在清华园火车站至香山公路沿途。具体布置为：（1）化装警察3人，组成检查组配合旧警察留用人员在街中心指挥交通和检查行人车辆。（2）公开便衣7入，布防于沿途各重点路口和要害部位，严密监视可疑分子的行动。（3）秘密便衣3人，分散在群众中秘密监视防范不法人员的行动。（4）公安分局布置所有地下关系对坏人、特嫌进行监视。（5）纠察队在海淀街协助部队维持秩序，对闲杂人员和摊贩进行公开管理。

按原计划，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从西郊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从西直门火车站下车。因此，这两个车站都提前做了部署，西直门火车站主要由中央警卫团和北平纠察总队负责；警卫重点是清华园火车站，主要由便衣队负责，市公安局配合，外围由第207师控制。25日，李克农亲自到清华园车站检查部署情况。当日由于毛泽东等人的专列误点，未能按时到达。李克农担心其中有变，临时商定便衣队在前门火车站也做警卫部署，以备中央领导同志提前从前门火车站下车。便衣队还挑选了8名政治可靠、技术熟练的汽车司机，又从缴获来的汽车中挑选了8辆较好的小轿车（其中一辆为防弹车）停在清华园车站，以备中央领导同志使用。同时，为了防止敌机轰炸，还准备了一列火车在清华园车站，一旦遇有敌机轰炸，即用火车将中央领导人拉到西北昌平一带山区隐蔽。

3月25日上午11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从清华园站下火车后随即换乘事先备好的小轿车，便衣队乘坐吉普车在前面带路，直奔颐和园。下午，便衣队又护卫毛泽东等人乘车到西苑机场参加阅兵式，直至深夜将几位中央领导人送至香山住处，圆满地完成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