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进行一年以后，至1947年夏秋，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迅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又经过一年时间，到1948年秋，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形势继续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进入历史性的战略决战阶段。在这一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地下组织，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的正确方针策略，务实开展保密工作，为保障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和决战的顺利进行，为各大中城市的安全接管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一、战略进攻和决战阶段国统区的严峻形势

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入国民党统治区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失败，加紧了对其统治区内人民的疯狂掠夺和血腥镇压。7月4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案》，并下达“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7月19日，又明令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纲要》，规定凡规避征雇兵役、工役和规避征购征用粮食、被服、药品及各种军用物资者，一律予以“依法惩处”。同时还对国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进行了严厉限制，规定对罢工和所谓“煽动叛乱”的集会及言论和行动，一律严加“惩处”。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法》《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在此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稳定后方，又采取惯用手段，在其统治区内大力加强特务活动，加紧破坏我党在国统区的地下组织，迫害和镇压爱国民主力量，随意搜查、逮捕所谓“共党嫌疑分子”。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八个城市就有2100余名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革命志士惨遭杀害，全国被列人黑名单的竟达6万余人。一批著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积极活动的成员被国民党特务殴打、监视，甚至逮捕、杀害。继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遇害之后，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于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又在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其总部被迫解散。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成为特务横行的世界，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保密工作面临着极为复杂严峻的考验。

二、党在国统区工作方针的贯彻执行

根据解放战争中后期国民党统治区内复杂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要求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要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7年5月，中央已密切关注到国统区日益残酷的斗争形势，有针对性地给各敌占区地下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党的组织要严守隐蔽精干，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根据中央的指示，国统区党组织不断改变斗争策略，正确引导学生运动、民主运动向纵深发展，不再在公开活动场所提反内战的口号，主要进行“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1948年8月22日，中央再次就国统区的地下斗争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政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临近崩溃，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大规模镇压和屠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斗争，要有清醒的头脑，灵活地掌握策略，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城市方面，应坚决实施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在党的秘密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的保密工作迅速作出相应的部署。当时，上海局、华南分局、华北局城工部按照中央的部署，立即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要求各城市的党组织和外围秘密组织，要十分注意保密策略的运用，切实加强保密工作，要善于隐蔽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切实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教育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不要组织武装起义而是以秘密发动群众护厂、护校、调查研究、送情报、策反军政人员工作，策应和配合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城。这一时期党的保密工作任务明确，纪律严明，防范严密，成效显著，是国民党统治区党的保密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保密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切实做好革命力量疏散过程中的保密工作

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各城市的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革命有生力量，采取一切可能的紧急保密措施，迅速将可能有被捕危险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秘密疏散到农村和游击区隐蔽起来。这一时期，仅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桂林、昆明、武汉等城市，就秘密疏散了1.5万名学生和各界人士前往解放区和农村游击根据地，不但有效保存了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也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党还在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加强保密教育，积极推进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建设，扩大工作据点，发展进步力量，把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积蓄了革命力量。

（二）秘密开展反破坏斗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其统治区的工厂、企业、学校及重要设施，采取“决不留给共产党”的方针，能迁走的迁走，不能迁走的彻底破坏，并下令在撤退之前予以爆炸。针对这一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秘密组织和发动群众，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或采取可行的公开方式或秘密组织各种形式的自卫队、纠察队、护厂护校委员会，与国民党的搬迁和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有效地保护了人民财产。如1948年下半年，淮海战役取得胜利，济南和山东大部获得解放，成为孤城的青岛刮起了一股豪富南逃、工厂企业南迁的风潮。1948年年底，国民党当局下令重要工厂企业迁往台湾，部分机器设备已装箱待运，并从上海运来2万公斤炸药，计划在撤离青岛之前，将所有港口、码头、铁路、水电设施以及无法搬迁的工厂企业统统炸毁，同时又借助美国实力对青岛地下党组织和进步民主力量进行疯狂镇压屠杀。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在采取保密措施保护各级党的秘密组织安全的前提下，又秘密宣传发动群众，精心组织、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护厂、护校、护企斗争。在重要工厂、企业、学校及商铺，秘密组织了上万名护卫人员，成立了敢死队、救火队、纠察队等先锋组织。有的还制定了护厂章程，发给护卫队员。如青岛中纺公司第一染厂制定了“十条护厂规程”，对护厂的目的、意义，参加人员的条件、任务、分工和护厂办法等作了明确规定。地下党组织还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制定具体办法，包括成立小型武装组织，称“军警接待站”或“军警接待组”，以“文”的形式对付武装的敌人；有的则利用各种关系对原有军警人员进行收买。如，青岛发电厂地下党组织还利用请客送礼的办法，将原电厂武装警察的50支步枪和子弹全部买下，组织力量保护发电厂。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就是这样在地下党组织精心的秘密组织下，发动群众保护下来的。

1949年3月，中共上海局将同属上海局领导的两个杭州地下工委合并，集中力量开展护厂护校斗争，发布了《反破坏、反迁移，保卫城市建设，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在中共地下杭州市委的领导下，全市300多名地下党员在20多所学校、30多家工厂和电台、报社等单位，秘密组织了应变委员会、安全委员会、纠察队、护厂队等组织。为保护钱塘江大桥，杭州地下党组织秘密争取国民党军守桥工兵营对大桥进行保护，在工兵营执行上级下达的炸毁钱塘江大桥命令时，将炸药放置在远离大桥要害处的地方引爆，使大桥只受到极轻微的破坏。人民解放军夺取大桥后，不到24小时就恢复了通车。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前后，国民党政权首脑机关纷纷南迁广州。根据国民党国防部的命令，广州警备司令叶肇立即实行全城戒严，严令“违反戒严令者，格杀勿论”，并在广州各居民区成立了由警察、宪兵、保安、特工和政权机关人员参加的“五人小组”，暗中调查、监视“奸党”活动，随时准备抓人。广州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华南分局指示，决定紧急采取保密措施，保护党的秘密组织和可能暴露的人员，同时把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迎接解放，准备接管”方面。5月20日，发出了《解放前夕广州形势与当前任务》提纲，提出包括“扩大秘密组织、严格统一领导、加强调查研究、防止盗卖迁移和变相破坏财产”等战时工作的七大任务。各地下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外围组织立即响应，在穷凶极恶的敌人眼皮底下，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同时又极其秘密的地下斗争。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派人进入水厂、电厂、纸厂、市电话局、邮政局、海关、铁路、水运、医院、学校等重点单位，组织群众做好保护工作，掌握海陆空交通要道。还抽调骨干党员和外围组织的人员，有计划地打人绥靖公署、国民党宣传部、市政府、税务局、警察局、美国善后救济总署、报社，秘密进行调查、获取情报及时送交中共华南分局。7月23日，广州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1000多名军警和便衣特工，包围中山大学，逮捕教授、学生150多人，紧接着，广州地下党组织及时组织了营救工作。

（三）收集、传送秘密情报，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秘密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工作，大量搜集政治、军事情报，提供给解放军，为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华东局组织上海地下基层党组织，通过隐蔽的途径和措施对国民党重要军政机构、重要企业的基本情况，上海各区及周边国民党驻军和装备情况等，秘密进行深人调查，并将情报汇编成册送交解放军。还设法搜集、获取了国民党上海防区军事布防图，提供给解放军。中共华东工委所属地方党组织还秘密搜集汇编了南京、上海等地国民党组织机构的资料，送给解放军。在敌人布防十分严密的情况下，天津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秘密关系获得了大量情报，绘制出《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又先后两次秘密潜人敌军事部门，获取敌人的《防御工事要图》，交给人民解放军，为快速解放天津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已从解放区向国民党统治区转移，战场主要在国统区展开。中央军委因军事作战指挥的需要，急需弄到精确度较高的军用地图，于是电令华南分局设法完成这一任务。电报明确指示，日本在侵华战争时制作的一批1：250000的军用地图，在投降时移交给了国民党政府。中共华南分局接到中央军委电报后，负责情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潘汉年，很快通过他多年精心开辟的秘密渠道和情报关系，获知到这批地图存放在国民党南京国防部机关。经过仔细研究，潘汉年决定将获取军用地图的任务，交给我地下情报工作经验丰富的张建良同志。张建良在大革命之前是国民党左派，曾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国民党许多元老级人物和中坚分子有过密切交往。张建良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在香港参加中共情报系统工作。此次张接受任务后，很快通过关系联系到国民党陆军少将陈光彬，通过陈光彬弄清了日军移交的这批军用地图存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一个专设部门，看管地图的正是陈光彬在军校任教时的学生程某。陈光彬以军事研究为名，要求这位学生将这批地图秘密偷运出来，又秘密运送到上海交给张建良。张通过其可靠朋友关系，将数十张军用地图包装成捆，混藏在免检的外国使馆邮件中运到香港，交给华南分局。华南分局再通过我党地下交通秘密运送到解放区，交给中央军委。这些秘密工作，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四）秘密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争取他们起义投诚

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会同解放军敌工部门，多渠道、多方面开展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投诚起义的策反工作，争取了大量国民党官兵。

1949年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一个年头，此前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损失154万精兵的惨重代价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其残兵败将被迫退守长江以南地区，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做最后顽抗。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宜将剩勇追穷寇”，大踏步南进，饮马长江，直逼南京。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积极行动起来，通过隐蔽途径接触国民党军队人员，瓦解敌军士气，策动敌军起义，极其秘密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在市委负责人的秘密策划下，通过内线秘密争取江阴要塞守军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策动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将军率部起义。国民党军第45军97师，即原国民党军“首都警卫师”，直接负责国民政府首都警备任务，是蒋介石及其家眷警卫工作的“御林军”。王晏清虽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掌管蒋介石的“御林军”，但他是一个为人耿直，具有一定正义感的军人，对国民党腐朽统治十分不满。南京地下党组织对王晏清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深人分析，决定派地下党员陆平与其秘密接触，促成其率部分官兵起义，给国民党政权以沉重打击。

1946年，中共南京市委秘密派遣地下党员打入美军顾问空军组，成立党的地下支部，开展秘密工作。1948年12月16日，秘密策动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俞勃、郝桂桥、陈九英和中尉领航员周作舟、张祖礼等人驾驶美制B-24轰炸机起义，从南京机场飞往已解放的石家庄机场。

1949年4月15日，在中共地下党员刘农睃的率领下，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2500多名官兵，乘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起义，在已解放的连云港登陆。

此外，国民党统治区各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秘密开展对国民党高级军政领导人的争取工作，均取得了重大胜利。据统计，从1949年2月到1950年5月，共有126万国民党军官兵投诚、起义和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其中，包括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邓锡侯、潘文华等。所有这些，既是形势发展和党的政策感召的结果，也是我党秘密工作的丰硕成果。

三、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的秘密潜伏人员

在党的秘密工作战线，有一批秘密党员接受党组织的指示，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并以其出色的能力和人格魅力被国民党委以重任。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系列重大秘密工作任务，在我党历史上堪称执行党的铁的保密纪律的典范。如在蒋介石、白崇禧、胡宗南、傅作义、李宗仁、孔祥熙等国民党军政首脑要员身边，都安排有我党秘密工作人员，他们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获取了大量极为重要的秘密情报，同时严守党的保密纪律，保护党的组织和与之秘密联系的地下工作者，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熊向晖是抗战初期周恩来在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身边布下的一颗“闲棋冷子”。1937年，董必武在武汉与熊向晖谈话时，转达了周恩来要求其打人国民党内部，并明确指示应坚守的保密注意事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当时，周恩来特别指出，知道并能与熊向晖取得联系的只能限周恩来、董必武、蒋南翔三人，除此之外，熊向晖不能与党内其他任何人发生联系。必要的时候，也由周恩来或董必武特别指定专门人员与他发生秘密联系；第二，必须严格隐蔽自己的党员身份，不能由自己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国民党组织的）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不表现出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积极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不亢勿卑。”熊向晖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打入了胡宗南部，并以其出色的素质才能，很快取得胡宗南的赏识和信任，成为胡宗南侍从副官，担任机要秘书。他在我党秘密党员陈忠经、申健的协助配合下，为党提供了大量极为重要的秘密情报。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命令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熊向晖就将这一重要情报报送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数十万兵力，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胡宗南部闪击延安的详细军事部署情况，引起舆论哗然。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停止对延安的进攻，挫败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胡宗南虽严令追查泄密者，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身边的熊向晖，最终不了了之。

熊向晖

1947年3月，蒋介石又命令胡宗南再次向延安发起进攻。本已准备出国留学的熊向晖，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的“攻略延安方案”和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以最快速度用秘密电台将这一计划完整地发送延安，中共中央随即将计就计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随后，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将进攻时间推后三日，又被熊向晖报告了中央。后来，胡宗南利用美国配送的最新侦测电台，侦测我电台位置，以获取中央行踪。熊向晖及时向中央报送了这一情报，于是中央决定所有电台停止工作三天，改变电台发报方式，粉碎了敌人偷袭的阴谋。在党中央转战陕北中，熊向晖多次将极为重要的情报报送中央，为保卫中央做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曾称赞说：“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是‘后三杰’。”

另外还有受周恩来、董必武派遣打人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的沈安娜，被人们称为“按住国民党脉搏的人”。从1938年秋到1949年春，她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速记员长达十多年之久，得以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常委会议、国防委员会等高级军政会议，掌握了国民党极为重要的核心秘密，通过丈夫华明之及时将秘密情报转送中央。1946年1月，国民党旧政协会议期间，她晚上为国民党代表团会议做记录，又连夜将记录整理传送党的地下组织，使周恩来始终掌握与国民党斗争的主动权。1946年3-4月，蒋介石多次召开会议，策划部署内战，沈安娜及时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兵力配备等绝密情报及时报告中央，为中央及时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和做好军事应对准备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沈安娜

谢和赓受北方局派遣，打人桂系，成为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并兼任国民党国防会议上校秘书，他在桂系工作十多年时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而未暴露，先后为中央提供了大量桂系及国民党国防会议的高层秘密。

担任傅作义机要秘书和高级幕僚的阎又文，是1938年我党派往傅作义部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1947年，阎又文秘密将傅作义制定的《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傅作义的思想动态、与蒋介石和中央军之间的复杂矛盾等情报，秘密报送中央，为中央及时掌握情况，争取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历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训练总监部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甘肃省副省长等职的韩练成，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在国民党阵营，他曾受西北军、桂系、蒋系高层的共同信任。在共产党阵营，他与周恩来建立了秘密单线联系。周恩来称他为“没有办理人党手续的共产党员”。朱德称赞他为党和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蒋纬国说他是隐藏在蒋介石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韩练成

1947年1月28日，韩练成到徐州参加蒋介石、陈诚召开的军事会议后，及时将国民党鲁南作战方案的情报通报给华野司令部。2月1日，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下达占领新泰、莱芜的命令，韩练成又及时把这一情报报告华野，华野迅速制定了在莱芜消灭李仙洲部的作战方案。2月20日，华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李仙洲部。李仙洲决定22日早8点突围，韩练成以四十六军部队分散不好集中为由，建议推迟一天突围，给华野包围李仙洲部赢得了宝贵时间，使我军取得莱芜战役的辉煌胜利。

张克侠、何基沣是周恩来批准的“特别党员”。他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留在国民党军队内，掌握和影响更多的军队，到关键时刻发生重要作用。周恩来要求他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和保密纪律，只接受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的领导，不同其他人联系，以利保密。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解放军首要攻击目标是驻徐州以东碾庄地区的黄伯韬第七兵团。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黄伯韬向徐州撤退。淮海战役总前委认为，黄伯韬部撤到徐州城内固守，对我极为不利，必须在城外将其歼灭，最好的办法是将徐州北部的华野部队调动过来，堵住敌人退路，与东路追击黄伯韬的部队一起将其聚而歼之。但徐州城北的第三绥靖区部队严守河防，我军无法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让出河防，以利解放军通过运河截断黄伯韬向徐州撤退的去路，为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何基沣率国民党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师和一个团共2万余人，在阵前光荣起义。解放军迅速挺进，将黄伯韬部团团围住，全歼该部，获得淮海战役决定性胜利。后来，党中央对张克侠、何基沣起义给予高度评价。朱德赞扬这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粟裕说：“我南下部队如果再耽误半小时，敌军逃进城去，局面就大不一样了。”

郭汝瑰，1925年由中共地下党员袁镜铭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于多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因军事才能和个人素质受到蒋介石和陈诚等一批国民党将领的赏识，在国民党军中官至高位。1945年10月，郭汝瑰被委任为国民党军总参谋长办公厅副厅长，上任才几天，又被委任为国防部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由陈诚向蒋介石推荐出任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1945年5月，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的董必武一直保持单线联系并负有特殊使命的地下共产党员任廉儒找到郭汝瑰。郭汝瑰清楚地知道任是中共党员，一见面就提出了想找寻党组织的愿望。很快，董必武秘密会见了郭汝瑰，郭由此与党组织接上关系。1946年3月17日晚，郭汝瑰应董必武邀约见面时，又提出了要求恢复党籍和脱离国民党去延安的愿望。董必武要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中，利用其职位获取更多有价值的秘密情报，提供给中央和中央军委，并交代他只与任廉儒单线联系。郭汝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留在了国民党军队中。

郭汝瑰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时，每次拟定作战计划时都用楷书抄正两份，一份报送蒋介石，一份秘密交由任廉儒转交中央。解放战争中，中央在西柏坡能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与郭汝瑰源源不断地提供秘密军事情报有一定的关系。1947年年底，郭汝瑰出任国民党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要职，继续向中央提供大量秘密军事情报。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智慧，向蒋介石力荐张克侠出任徐州城防司令，为之后张克侠、何基沣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1948年7月7日，郭汝瑰再度出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他为国民党军草拟作战方案，参加高级军事会议，随蒋介石、顾祝同穿梭视察，掌握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核心秘密情报，并通过任廉儒提供给中央。1949年1月，郭汝瑰设法出任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进驻四川。经过一系列秘密活动和对部下进行大量说服工作，郭汝瑰于12月10日正式公布了《起义告官兵书》，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并通令所辖泸州、宜宾、乐山、资中、自贡等市的33个县同时起义，使成都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粉碎了蒋介石“川西决战”的美梦。

解放战争中，一大批我党优秀秘密工作者，在极其特殊复杂的环境下，坚持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在获取和向中央提供大量秘密情报的同时，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