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致忠良臣民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投降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日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营（即日本侵略军队）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安定、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并为此同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促成国共停战协定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达成了五项政治协商协议，即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依靠美国政府的扶持，悍然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争取国家的光明前途，被迫奋起反抗，领导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由此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决战的历史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从抗战胜利到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重新发动全面内战的十个月时间里，国共两党围绕重庆谈判和抢占东北，展开了错综复杂而又惊心动魄的斗争。在这两场斗智斗勇的战争中，保密工作为我党我军争取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我党在国共谈判中的保密工作
国共谈判及其之后停战协定的监督，前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复杂过程。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标志着国共重庆谈判开始。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是国共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调动30万大军“围剿”我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新的全面内战，标志着国共两党和谈的失败和解放战争序幕完全拉开。11月19日，周恩来被迫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回到延安。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中央仍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尽一切努力争取避免内战升级，指示叶剑英及其中共代表团利用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这一合法机构，继续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艰难谈判，尽最大努力制止内战，坚持战斗到最后。在和谈彻底无望、军事调处无法进行的情况下，1947年2月，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北平，回到延安。长达一年半的国共谈判，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保密工作任务极其艰巨。
（一）国民党特务组织改组及对中共的情报窃密活动
日本投降后，中共与民主党派一致强烈要求国民党取消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停止一切残害革命力量的特务活动。社会各阶层及国民党内部反对特务活动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美国方面也认为国民党继续实行特务活动，不利于国共和平谈判，要求蒋介石对特务组织进行必要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对国民党特务机构进行改组。但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而言，利用特务组织及使用特务手段，一日不可或缺，不可能完全顺应民意，抛弃特务组织和停止特务活动。
1945年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由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唐纵、郑介民、戴笠、李士珍组成七人工作小组，负责设计所谓!的改革方案，对特务组织进行了换汤不换药的改组，将过去的国民党军统局、中统局特务组织分别更名。军统局改名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理，划归国防部管辖，对外宣称保密局只是负责国民政府军事保密工作；中统局改组为“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对外宣称只是承担和“掌握国民党党员通讯之指导研究及其相关业务”。实际上，国民党对特务组织的改组和对外宣称的所谓“职责”调整，完全是欺骗舆论的表面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及民主党派和革命力量的特务活动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军统局改名为保密局后，蒋介石曾令其改变活动方式，要求“保密局转人地下活动，专门对付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共谈判和旧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国民党特务组织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运作状态，目标更是集中在对中共的情报窃取方面。特务组织负责人叶秀峰根据蒋介石的指令，直接命令中统特务全部出动，要求各地特务组织分支机构加紧活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取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内部情报，要求重点放在搜集中共有关谈判秘密情报方面，指令中统局第三处负责将所获得的情报逐日汇编成册，及时呈送蒋介石核阅。在此后的时间内，叶秀峰还相继主持制定了《审理工作改进方案》《行宪后之人犯逮捕问题》《自首自新分子之管训运用问题》等一系列支持特务活动的法案。当时，叶秀峰在对特务人员的训词中就说：“把共匪捉到了，这仅是形式上的逮捕，审讯的时候要发挥精神上的逮捕作用，以精神来控制审讯的对象，然后才真正有所收获。如果发挥精神逮捕作用，当比这形式的方法还强，可以使他们没有隐藏的地方，把话老实说出来。”他还特地提出，要特别重视物证，设法获得“许多重要文件”。
在整个国共谈判过程中，国民党特务机构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对国共谈判及政协会议的召开，始终进行着肆无忌惮的破坏。叶秀峰曾亲口对特务组织的高级骨干人员说，国共谈判“即使达成协议也要加以破坏，不能让它得以实施”，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旨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特务机构相继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重庆“较场口事件”和南京“下关事件”，并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
（二）围绕重庆谈判展开的保密与窃密斗争
在同国民党反动集团谈判期间，特别是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国民党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接连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党中央洞察一切，精心部署和直接指挥了围绕谈判活动展开的一场针锋相对的窃密与保密斗争。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寒电”，同时又命令国民党特务头目康泽，让其指示派往延安的国民党特务人员，采用一切手段搜集获取中共对国共谈判态度的有关秘密情报，要国民党军令部派往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采取隐蔽手段或通过公开途径，包括直接拜访毛泽东，刺探获取中共对谈判的态度及相关情报。
李克农洞察一切，果断命令我党情报系统：严密监视周励武、罗伯伦，侦破其电台联络活动。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重庆各大报纸已被告知，明天（16日）一大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向社会表明国民党对谈判的诚意。李克农当即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知获得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与派往延安特务人员的电台通信密码，可以准确破译重庆与延安国民党特务之间的密码通信内容。毛泽东很高兴，并决定立即给蒋介石发出“铣电”，回电中回避了是否去重庆参加谈判的问题。电文发出后，毛泽东在枣园接见了周励武和罗伯伦。见面时，周励武迫不及待地询问毛泽东对蒋介石“寒电”的看法及何时能动身赴重庆。毛泽东当面告诉他们：“暂时先不准备去重庆。”在得到毛泽东明确回答以后，周励武立即向重庆汇报了会见经过，传递了毛泽东绝不会去重庆谈判的信息。蒋介石收到情报后，一方面要求周、罗继续密切关注中共动向；另一方面，继续伪装假谈判意图，发出了第二封邀请电“哿电”，并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国民党“诚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消息，进一步制造中共不愿接受和谈的印象，企图把内战责任推给中共。中共中央收到“哿电”后，毛泽东再次会见周、罗，明确表示中共决定安排周恩来赴渝谈判，自己因工作太忙，不能赴渝。周励武、罗伯伦立即向重庆报告了再次获得的情报，使得蒋介石更加坚信毛泽东不会到重庆，于是在8月23日发出第三封电报“梗电”，再度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判断毛泽东不会去重庆，所以根本未就谈判进行任何准备，只是在舆论宣传上继续大做文章，先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重庆代表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表明美国政府将确保中共谈判代表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安全，同时又让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假以外交途径，要求苏联政府对毛泽东施加压力，并于8月27日派飞机飞往延安，接毛泽东一行到重庆。同机前去迎接毛泽东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等。
事实上，中共中央在收到国民党第一次邀请电时，即判断蒋介石会玩弄两面派手段，一定会在大造舆论的同时，令其在延安的国民党：特务人员搜集情报。在此期间，我情报部门利用已掌握的敌特密码，破译了重庆与其在延安的特工人员之间往来密电的全部内容，洞悉了蒋介石的心态和目的。中央运用的策略使得蒋介石做出“毛泽东不会赴重庆谈判”的错误判断。
8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与国民党斗争的需要，依然决定亲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会议还针对谈判一旦失败可能发生的前线军事斗争作出了相应部署。在中央决定毛泽东亲自前往重庆前后，李克农深感责任重大，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在反复核对分析各种情报信息后，果断下令采取严格的保守党的秘密揩施，严密封锁消息，绝对不让国民党方面得知任何关于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的信息，并继续严密监视侦听国民党及延安敌特人员之间的密电联络。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一切准备工作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8月28日，当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时，国民党方面措手不及，从而使我党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开始谈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周恩来运筹帷幄，对谈判中的保密工作作了精心细致的周密部署，特别是在防范国民党特务情报窃密及确保毛泽东和代表团安全等方面，采取了严密防范措施，为取得谈判主动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军事调处中的保密与窃密斗争
国共双方经过艰苦谈判，在达成“双十协定”的基础上，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双方又签发了“停战令”。为保证停战令的贯彻实施，经国共双方和美国方面代表共同商定建立了军事调解组织一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并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及美国方面代表各派一人担任。叶剑英受中央派遣出任军调部中共方面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为军调部国民党方面代表，罗伯逊为美方代表。
军调部机构建立后，由国、共、美三方抽调人员组成若干军调小组。据不完全统计，三方派驻军调部人员最多时达9000余人。中共方面的人员达600余人，其中包括罗瑞卿、李聚奎、耿飚、李克农、伍云甫等。军调部是当时国共政治军事斗争的最前沿，为了做好保密工作，叶剑英对我方派驻人员逐个谈话，进行包括保密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他们“尽快适应特殊斗争形势和环境，在同国民党和美方人员打交道时，要特别注意细节：第一，话不要说得太多，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充分考虑，话一说出口就不好改变；第二，三方达成协议并签字时，要慎重，写在纸上的东西，用斧头砍都砍不掉；第三，要注意保密工作，防止他们钻空子；第四，要及时请示报告，以便统一步调”。
军调期间，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无所不在。据李克农后来回忆，军调部设在北京翠明庄，中共代表团住地的房间左右两侧，都安排有国民党特务人员住居，他们对中共代表的一言一行都进行严密监视。李克农经常对我方人员进行保密教育，他说：“我们代表团的每个人，特别是机要人员，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都是登记造册了的，有照片、有职务、有履历表……我们要有机智的头脑，善于对敌斗争，要特别提高警惕，具有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翠明庄服务人员也全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排的特工人员。为了保守秘密，叶剑英、李克农要求代表团机要和电台人员必须做到生活自理，自己打扫卫生、自己打开水。为我方值班人员和病号送水、打饭等，一律由我方代表团人员自己负责，尽可能不让服务人员进入我方代表团住居范围内。但国民党特工还是经常以维修电话、检查设备或更换卧具等为借口，进入我方人员住居房间或办公室。为防范特务利用服务的机会进行窃密活动，代表团规定所有人员工作完毕以后，必须随时清理、收藏所有密码电报和文件，工作人员之间不得随意交谈涉及秘密的事项，一般不要对外打电话。遇有服务人员进入办公室或住居房间时，我方人员尤其是机要人员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尽快清理收捡桌面上的文件资料，并对服务人员实行跟随监视，不得让他们有可乘之机。
重庆谈判地点
中共代表团在北平期间，经常有社会名流、国民党军政人员与我方代表接触拜访。国民党特务对与我方接触的人士，一律进行严密跟踪监视。为了保守秘密，保护与我方联系人员的人身安全，我代表团人员总是想方设法摆脱敌特的跟踪监视。一天，翠明庄中共代表团接待室来了一男一女，男的自称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下的一名少将，女的是他的妻子。他们自称是不满国民党打内战，特来向中共代表团报告有关重要情况。于是叶剑英要求部下立即查明其身份，并与之约定另选安全保密的地方单独会见。经事后查明二人的真实目的后，第二天上午，叶剑英与代表团统战组负责人艾大炎一起，带上两名警卫人员，乘车离开翠明庄前往约定地点见面。国民党特务人员马上尾随跟踪，叶剑英等乘坐的汽车兜了几个圈，也未能摆脱。于是，叶剑英当机立断，让车子开到东安市场大门口，我方人员装作购物，一行人快速下车进入商场。特务也紧跟着下车进入商场，商场内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叶剑英等机智地摆脱敌特跟踪，从另一出口出了东安市场，隐秘地赶往事先约定的地点与这位少将见面，并从这位少将那里获得了极为重要的秘密军事情报。
1946年6月以后，内战全面升级。11月，周恩来率领中共谈判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十余人离开重庆，乘美军军机回到延安。在代表团撤离重庆时，周恩来特别指示要“将中共代表团、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所有文件、电报、资料全部收集起来，严密包装，由代表团随身携带运回延安”。这时，因内战趋势进一步扩大，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已无法继续进行。为使军调处撤销后中共方面的文件、资料得以安全保护，不致散失和泄密，1947年1月30日，周恩来特地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中共代表团发出《关于北平军调处文件的处理给叶剑英等同志指示》。该指示指出：“关于军调处一切文件，前已函告处置办法，现执行部撤销在即，请叶指定专人，埋头整理两星期，将所有文件分类编成目录，连同全体，赶于丑文班机，着董越千先送回延。’“丑文”是代月代日，即要求于1947年2月2日由董越千携带全部文件和目录乘飞机由北平抵西安再转延安。
夜幕下的“空城计”
1946年6月25日夜，湖北省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河西会馆灯火通明，觥筹交错，一场热闹而特殊的宴会正在进行。
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河西会馆，见证了宣化店曾经的繁华一鄂豫通衢的宣化店，水陆并进，商贸繁荣，是鄂、豫、皖物资交流的集散地、转运站，素有“小汉口”之称，又有“搬不完的宣化店”之说。河西会馆便是这繁华小镇上一处重要的商贸机构。
辛亥革命后，宣化店曾相继为国民党湖北省孝感县政府、黄陂县政府、礼山县政府所在地，河西会馆则变成了礼山中学，又见证了革命年代民智开启的风潮，并为国民革命军输送了不少优秀青年战土。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1946年1月，我中原解放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移驻宣化店，这个不到五千人的山乡小镇成为整个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河西会馆也成为“军调小组”“联总”“行总”的招待所。（“军调小组”是抗战结束后组成的国共两党代表及美国总统特使三人军调小组，在各个战区监督停战协议的执行；“行总”是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的简称；“联总”是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简称。）
1946年6月25日，河西会馆里的宴请已近尾声，请客的是我中原军区负责人李先念，客人有国民党方面代表徐永昌的代理人王天鸣、美国军调代表白鲁德，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的背后，三方各怀心思，形势诡谲危急。
其时，蓄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内战的蒋介石，早已部署国民党11个整军26个师，共30余万兵力，将我中原军区6万军队围困在宣化店。6月22日，蒋介石给程潜和时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下达绝密命令，由刘峙统一指挥国民党第五、第六绥靖战区30万大军，呈“品”字形向宣化店集结包围，断绝中原军区粮食及医药供给，企图一举“彻底消灭中原共军”。
在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原集结之时，我党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正在重庆参与国共谈判的周恩来，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等媒体大声疾呼“中原危机”；另一方面借助二战胜利后以和平呼声为主流的国际局势，于5月8日促成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以及军调小组成员和媒体记者共60人前往宣化店，现场了解事实真相，并展开谈判一这就是著名的“中原和谈”，谈判地点就在河西会馆。
在我党积极促成和谈、充分表达和平愿望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和秘密战线上的工作，将国民党军队在和谈背后的各种动作了解得一清二楚。得知蒋介石下达进攻中原军区的绝密命令后，毛泽东代表党中央秘密电告中原军区，“立即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同时指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误战机，并保机密”。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周恩来白天在谈判桌上与美、蒋代表周旋，晚上与中原军区领导人李先念研究部署战略撤退，并周密地制定了整套保密方案措施。国民党方面也打着谈判的幌子，一刻也没有停止动作，千方百计刺探我军撤退计划。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保密与探密进行着无声的刀光剑影，小小的宣化店上演着一幕潜流汹涌的暗战。
这场汹涌的潜流，在6月25日晚达到了高潮，犹如河西会馆旁的竹竿拍打着两岸的水流，水声光影里潜藏着旋涡和杀机。
国民党代表王天鸣一行，对我军宴请的目的心知肚明，谈笑风生间颇有“智珠在握”的从容。就在四天前，国民党方面已经掌握了中原军区皮定均、徐子荣向东突围的动向。虽然皮、徐所部成功突围，进入华东解放区，可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个小小的失利并非不可接受，他们未尝没有那么一种“姑且放你们一马，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行动方向”的得意。
美国方面的代表，也对这一晚难得的和谐平静感到满意，一时间宾主相得，言谈甚欢。宴请结束，王震还陪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前往军区礼堂看了场文艺演出。演出结束后，各方似乎还不尽兴，又到宣化店逛起了夜市。
尽管天色已晚，宣化店的夜市仍是灯火通明，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商店里人来人往、买卖兴隆，真不愧“小汉口”的美名。看到宣化店的宁静平和，想到不远处各路集结，开始“收紧口袋”的30万大军，国民党谈判代表在夜色中露出了阴险的笑。
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军队兵分四路悍然向宣化店扑剿而来，“中原围剿”拉开序幕，昨夜的欢声笑语、宁静平和，瞬间被刺刀和剿杀声绞碎，30万大军气势汹汹直捣我中原军的心脏。
然而，他们却扑了个空，国民党军队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原来，25日晚，河西会馆里的欢宴、军区礼堂中的歌舞，以及宣化店夜市中的人声鼎沸、语笑喧阗，所有这些，都是我中原军区为秘密突围，精心策划的保密措施一遮眼秀。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我中原解放军6万主力已经向西秘密突进，越过平汉铁路，跳出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实现了伟大的“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这是一个奇迹，不仅仅是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保密史，上的奇迹。在国内外三方的严密监视下，在30万双眼睛恶狠狠的注视中，我军6万人，连同宣化店5000名百姓，上下一心，实现了“声东击西”的秘密突围，从迷惑敌人的各种手段和“表演”，到秘密行军的路线和部署，如此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大规模的秘密行动，居然事先没有走漏一丝风声，竟把美方和国民党上上下下瞒得如铁桶一般。让我们怎能不感叹我党我军的保密纪律，这真的是钢铁一般的纪律啊!
这是人心的胜利，是保密保障的胜利。历史会牢牢记住1946年6月25日夜晚的宣化店，历史的走向和未来的局势从这里发生转折，直至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我党的保密史上，同样应给这一夜的宣化店以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原突围”的保密工作，值得永远铭记。
三、进军东北的保密工作
抗战胜利以后，在国共两党进行艰难谈判的同时，两党两军之间围绕抢占东北，又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保密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东北地区人口达三千余万，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尤其是工业基础雄厚，钢产量占当时全国年产量的90%以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坚持抗战长达14年之久，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在华北与东北的结合部，我党已建立了冀热辽解放区，为进军东北、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考量，东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中共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背靠苏联，不受国民党包围的东北根据地，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不利局面。因此，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对进军东北给予高度重视，都紧急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的联系，并利用东北的战略地位，对华北、华东、西北解放区构成南北夹击之势。蒋介石曾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
国民党方面为抢先占领东北费尽心机，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大量动作。外交方面，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几个附件，取得苏联的承诺，即“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其意图是要利用合法外交手段，把中国共产党阻挡于东北大门之外，并将原已在东北的抗联武装挤出东北，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政治方面，蒋介石立即对东北重新划分行政区划，建立行政机构，以图控制东北。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在东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及其他人民游击武装。而蒋介石却在8月30日，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后改行辕）主任，将原东三省重新划分为九省两市（即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及哈尔滨、大连两市），并公布了各省主席和两市市长，以接受“东北主权”名义，对东北进行争夺。军事方面，国民党依靠美国的援助，从海陆空三路加紧把远在西南大后方的精锐部队主力大规模地运往东北，并于10月18日设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任命杜聿明为保安司令长官。可以说，蒋介石为抢占东北、夺取胜利果实做了大量准备。
为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建立稳固的战略后方，中国共产党也早有谋划，并在原东北抗联武装的基础上，又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早在1942年7月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份密电中就探讨过抗战胜利后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的问题。为能顺利抢先占领东北，刘少奇（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在全面分析全国局势后，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安排向东北大规模派遣干部、调动部队的军事和政治部署。为贯彻这一方针和部署，1945年8月11日，延安八路军总部电令进入东北最便捷的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和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诸部，先期分头行动，向热河、辽宁、吉林、哈尔滨推进。8月22日，刘少奇指示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应立即抽调大批干部由一部武装掩护到红军占领区，去建设我党的地方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8月28日，刘少奇在为首批出发赴东北的干部送行时的讲话中说：“东北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去，你们要赶快去抢。”4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中央除继续组织部署延安及华北各地大批干部及部队去东北外，又于9月7日电令华中局，要求立即“从华中东北干部中抽调一批派到东北工作”；9月11日，又电令山东分局，“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在此前后，中央相继调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和大批干部进入东北。
当时，由于苏联方面受《雅尔塔协定》制约，也由于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红军受外交条约的限制，对我党派遣干部和军队进入红军控制区域进行种种限制和干涉，以致与我先期抵达东北的干部和部队起了冲突，发生对我方人员缴枪和扣押事件。据先期到达东北的同志回忆，驻东北苏军曾郑重通知我方人员说：“上级有训令，长春铁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苏军）之处，（我军）不准与顽军作战，不准我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将我驱散。”1945年11月17日，驻哈尔滨苏军转告长春苏军的命令中竟然说：“国民党军队将到哈尔滨，命令共产党军队于22日全部退出哈市。”并告我方说，这是“无价钱可讲……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国民党方面也在美国帮助下，从空中、海上赶运大量正规部队到达东北。原东北的数十万伪军也没有放下武器，暗中积极设法同国民党军队接触，准备投靠国民党。国民党特务机构也分两批派遣了以陈旭东、文强为首的特务人员进入东北，并于1946年3月在锦州建立了国民党东北办事处，对外称东北行营督察处，文强任处长，陈旭东任副处长，要求特务组织“就地取才，吸收当地优秀人才（即残留的伪军、匪特人员）参加”。很快，他们就与土匪、伪军相勾结，开始进行疯狂的特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东北行营督察处的名义，先后逮捕了七八百名所谓的“政治犯”，进行了六次大屠杀，对我方干部想方设法进行策反，刺探我党我军进入东北的秘密情报信息。
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在如此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下，对如此之多的干部、军队进行大规模调动，并要在东北站稳脚跟，这在我党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为确保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中央明确指出：“向南防御”，公开进行；“向北推进”，则务必严守秘密。为了加强保密工作，中央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保密规定，和要求。
1945年8月29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中指出：“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指苏联驻东北的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9月15日，中共中央紧急致各中央局的电报指示：“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准备开人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满洲边界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工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i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9月30日，彭真、陈云致电中央并要求转告罗荣桓、黎玉、萧华：“由山东来此部队，在出发前，行动中，及到达目的地后，都应特别注意隐蔽目标，避免张扬……否则，对我争取东北之任务将发生严重影响。”10月28日，刘少奇又致电东北局指出：“在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以及营口、锦州、吉林、龙江、安东等城市，则需准备被国民党军队占驻，我需作撤退准备，目前尽可能抓一把，并布置秘密工作及群众工作的基础，但工作重心不要放在这些城市中。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根据中央指示，我进入东北的大批干部和军队人员，都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在保密工作方面进行了认真部署和深人教育。从山东经海路前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都是以民工的身份渡海北进。到达东北后，各大中城市的党组织，要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开展活动。
誓与密码共存亡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1939年春，出身于河北静海一富裕董姓人家的三姐妹，同许多青年一样，离开父母，辗转一年，奔赴延安。姐妹中，年龄最小的妹妹叫董健民，那年16岁，活泼聪明，积极上进。第二年，姐妹三人同时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又一起加人中国共产党。1941年，董健民经严格审查，选调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从此，她与秘密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她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战友、生活中的伴侣、共产党员钟琪。
婚后，夫妻恩爱互助，工作上相互激励，生活上相互关心，领导和同志们常常投以赞许的目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举国欢腾，庆祝胜利。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却在紧锣密鼓地，密谋内战。面对突变的形势，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决定：从延安，从各抗日根据地派遣大批干部，抽调主力部队突进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董健民和丈夫钟琪同时接到组织派遣东北的通知。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坚决服从命令，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带着不满2岁的孩子，告别延安，踏上了新的征途。经过精心化装，他们先到达山东，乘坐一艘载满民工的商轮，由海路经大连奔赴东北。
海面是那么平静，此刻董健民和丈夫钟琪心心念念着将要到东北开展的工作。然而商船驶进渤海水域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舰的拦截，并炮击商船，孩子不幸被弹片击伤。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军警要登船搜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夫妇二人没有一丝慌张，异常冷静。他们深知党的秘密重于自己的生命，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绝不能让随身携带的秘密文件和密码落人敌人手中。
他们默契而坚定地看了对方一眼，迅速将随身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又把孩子揽入怀中，一家三口相拥着，毅然跳进波涛滚滚的大海。大海迅速吞没了董健民夫妇和他们不满2岁的孩子。后来，有人写诗祭颂道：“夫妻幼子海中魂，保密捐躯党所尊。真爱无分生与死，心存真理万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