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演变，在中国战场上，逐步形成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三种区域。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7年年底至1939年年初，根据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口头协议，正式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武装的战略总后方。除陕甘宁边区外，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又在华北、华中、华南相继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人口近1亿，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发生明显变化，在其南方统治区内，除允许中共领导人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身份出面活动外，禁止共产党开展任何活动，同时纵容、指使其特务机构对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进行大肆破坏活动，逮捕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统区党的组织及其活动再次处于秘密状态。1938年10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战争策略发生重大变化，对国民党实行积极诱降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逐步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同时把主要兵力集中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巩固其后方。日本侵略者将中国战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治安区”即沦陷区，“准治安区”即我军民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加强扶持汉奸伪政权机构，强化基层保甲制度，扩大日伪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加紧征敛搜刮，进行思想文化麻醉欺骗。对游击区，采取“蚕食”手段，通过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隔离游击区与根据地的联系，将沦陷区的一整套统治方法逐步向游击区渗透扩展。对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党根据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不同形势，在保密工作方面实行了不同的方针政策，采取了灵活机动的保密策略方法，取得了积极效果。

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保密工作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贯彻和实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先进阵地，其政权组织实行的是民主主义政策。继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根据地之后，在晋西北、山东、晋察冀、冀鲁豫、皖东北、皖东、苏北、苏中、苏南、鄂豫边等根据地相继建立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政权。各抗日根据地的保密工作，基本上是执行延安中央机关实行的保密工作方针策略和管理方法。1939年夏，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根据中央部署，开展了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活动。在这项活动中，十分注意把保密意识和观念教育纳入党员教育之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发表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中，对共产党员的标准、支部的基本任务和地方党组织如何领导支部问题等进行了系统阐述。其中，他要求党员要做到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不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

1938年1月11日至15日，中央在河北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边区级的抗日民主政府。此后，晋冀鲁豫、苏北、苏中、鄂豫皖、淮海、鲁西、华南、山东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行政委员会、行政公署、战委会等政权组织。在抗日民主政府政权建设及其他各项工作中，都认真贯彻了党对保密工作的各项指示精神。

（一）在政权组织中建立秘密“党团”组

根据1937年《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精神，各抗日游击区开始在抗日政权、群众团体中“建立党团工作”：一是由党团在政权中贯彻党的方针和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政府的政策法令正常贯彻执行，在秘密活动中实行政治领导。二是在政权中区分必要公开和“不必要”公开两部分。特别是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政府委员或参议会议员中，要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的代表，这些党员代表身份是公开的。公开的党员与政府中的“党团”组织保持秘密联系关系。此外，在政权的各个工作机构中，还要秘密“发展党员”，要求发展工作秘密进行，发展对象不要公开，即在具体工作活动中“要保持秘密”，特别是不要泄露在抗日民主政权“机关中有我们的党团及党的组织”。三是共产党员在政权中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有责任并采取必要的保密方式，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教育和“保守机密教育”，带头执行党的秘密工作委员会、边区政府保安处有关保卫保密工作的规定，在军情紧急时对群众和党外人士起保护和掩护作用。

（二）政府系统文秘工作保密

鉴于抗日民主政府的多重职能、复杂情况，边区政府党的组织对行文规范和保密予以特别重视。如1938年4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出《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论与实际》；1942年1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1943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秘书处下发《机要文电工作总结》等，都强调公文要使用白话文。在公文保密方面提出，要明确文件的秘密性和重要性。抗日民主政府使用的公文名称主要有命令、布告、批签、指示、呈文、报告、公函、通知、决议、决定、快邮代电和签条等种类。其中，有的属于秘密，有的属于公开。要从文电内容上把政治性与事务性、公开性与机密性截然分开，并明确指出这是抗日民主政府在文电处理中采取的一种保密措施。公文必须有拟稿、初审、审批、校对、监印、盖章等一套层层把关的完整的文电处理程序，不仅把住文字关、政治关，而且也要把住“机密关”。特别是机关首长在审批文电时，一定要对密与非密作出区分，在文件上注明“机密”或者“公开”的字样，或指示秘书部门在文件的首页右上角加盖“绝密”“机密”或“普通”的戳记。

（三）建立文卷书册制

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一般要求在政府机构内设立秘书处，在秘书处内建立档案室机构，负责政府文书归档和保密工作。已办理完毕且须留存的文件，要统一交档案室立卷保存。档案室按照文件立卷管理办法整理归档，并注明是否需永久保存和保守秘密，以方便文件查找使用。县级以上抗日民主政府都建立有档案室。1939年，陕甘宁边区向中央报送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工作检查报告》中说：近年来边区县以上政府秘书处，均设“专人管理文件档案”，改变了“一年前政府的文件不存稿、不存案”的习惯。1939年9月2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反扫荡斗争前处理文卷书册的命令》指出：各地、县应将零散文件着（找）人组成卷册，并对卷册进行严格管理：“不甚重要之文件卷宗等，应摘要登记入册簿内，登记后予以焚毁。重要文件组成文卷后应登记造册，登记后“应将原卷送往安全地带秘密存放”。各种文件、账簿以及“极关重要之文卷等必须妥慎携带，勿得遗失”。战时档案分类管理。注意将零散文件收集集中，并进行分类立卷，以适应反“扫荡”斗争中保护机密之需要。

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保密工作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也由于党内几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造成的恶果，至全面抗战前，党在国统区内的党组织，除极少地方（如上海、西安）部分保留下来外，其他的基本被摧毁殆尽，特别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党组织遭受的破坏尤为严重。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我党积极抗战的主张和大力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工作深得民心，党在南方的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从1937年9月到1938年9月一年时间内，南方13个省（河南、湖北、江苏、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安徽、广东、云南、福建、浙江、江西）的党组织先后得以恢复，重建了省委或工作委员会。与此同时，国统区内的党员发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到1938年年底，我党党员人数已达到67780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一）国统区内党的保密工作的组织领导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彭德怀赴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备建立长江沿线党的组织，领导南方党的工作。后因山西局势发展的需要，周恩来根据中央决定转赴山西工作，南京方面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由博古、叶剑英继续进行，董必武负责武汉方面的工作，西安的工作由林伯渠负责。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国统区的工作。这次会议同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

12月13日，南京失陷。国民政府军政机关迁到武汉。12月初，叶剑英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撤到武汉。18日，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以中共代表团的身份到达武汉，与国民党谈判。23日，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鉴于代表团与长江局领导成员基本相同，决定将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为一个机构，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内设参谋处、秘书处、民运部、组织部、党报委员会。作为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是公开的，主要是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临时协商”建立统战线工作。同时，以代表团的名义和周恩来个人身份，采取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长江局内设机构、工作任务、人员分工等一切活动，，须对外严格保密。党在南方地区的保密工作主要由长江局组织领导和管理，具体工作由任长江局秘书长并主抓秘书处工作的李克农负责。长江局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秘密恢复、重建和发展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

1938年1月，长江局决定成立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具体负责党在南方的武装抗日斗争。9月，在中央召开的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形势变化，特别是考虑到武汉即将失守，中央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机构会随国民政府撤往西南，于是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南方局辖华南、西南各省。上海的工作划归南方局管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由项英负责。

10月，武汉失守以后，八路军办事处及党的南方局机关辗转湖南、桂林，于1938年12月撤往重庆。

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局武汉办事处合影，左起：张云逸、叶剑英、王明、秦邦宪、周恩来、项英。

1939年1月，国民政府撤到重庆。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会上，蒋介石作了反共态度异常明确的讲话。会后，国民党中央秘密下发了一系列反共文件，4月，发出《防止异党活动办法》；6月，发出《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2月，发布《异觉问题处置办法》《沧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这是蒋介石公开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重大转折点，这一政策直到抗战结束。这时，各地摩擦迭起，国民党反共气焰愈燃愈烈。

6月18日，周恩来在离渝返延之前，紧急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部署国统区工作，要求南方各党组织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提醒大家做好应对突发事变的准备备。周恩来临离开重庆时，又在曾家岩50号紧急约见邹韬奋及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负责人，要求立即将难以在国统区存身的人员撤离。根据周恩来的工作部署，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变到完全秘密的形式，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要求所有党员和党的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这为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做了初步准备。8月4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南方的形势，并根据形势发展，提出统一战线的方法：“（一）在斗争上，我们不要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灵活机动，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二）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他主张：“一切工作以隐蔽为上，上层活动与下层活动分开；采取分散而不集中的原则，以求适合环境的发展；宁愿重复，不要急求统一；宁愿隔开，不要打通；宁愿持久，不要速成；宁愿埋头苦干，不要表面浮夸。

1939年，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紧接着又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准备突然袭击消灭新四军和破坏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1940年4月2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要求，国统区党的工作必须有一个重大转变，国统区“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职业化。干部要隐蔽在群众中”。

5月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即“五四指示”）。这个指示特别提出了国统区党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求隐蔽精干，反对急性和暴露。6月，周恩来返回重庆后，连续召开南方局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研究分析南方各省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部署国统区党的工作。6月5日，他在南方局干部会议上指出，南方党组织在工作中应采取一切有利于隐蔽精干的措施，并决定将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7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统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要把国统区的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

1940年，周恩来与叶剑英（右二）、邓颖超（左一）、童小鹏（右一）、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左三）在珊瑚坝机场。

8月，南方局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立即对国统区工作作出紧急部署，加紧把整个国统区党组织转入地下。之后，南方局用了近两个月时间，分别将所属省委、工委、特委负责人召集到重庆，由周恩来、博古与他们具体研究如何彻底改变领导方式问题。他指出，南方一些省委、特委过去实行的是暴露政策，现在要把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去，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10月，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南方局采取紧急组织措施，分别设立西南工作委员会和南方工作委员会。西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工委），主要管理川东、川康、云南、贵州、鄂西、湖南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主要管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香港、澳门等地党的工作。要求两个工作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人员的工作。根据这一紧急指示，南方局各省委、工委、特委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统区找到职业、甚至能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的人员，要求并安排他们利用职业掩护方式转入地下。不能继续留在国统区的，分批撤往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据地。到7月底，南方局各省基本将已暴露的人员大部撤离。为了使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免遭摧残，南方局经过仔细研究，秘密安排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分散撤往各地，仅香港就秘密撤离了一百多人。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根据中央指示，南方局将一批干部秘密转移到了李先念领导的鄂中根据地。

对留下来继续坚持工作的人员，周恩来亲目进行了严格的保密教育。在红岩召开的南方局留守人员大会上，周恩来就保密工作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们一定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可能搞突然袭击。他们袭击我们，主要是搞我们党的机密，包括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因此，必要时我们要进行抵抗，把机密文件烧完了，就准备坐牢。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支部书记周恩来。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要好好保养身体。国民党有可能不杀我们，但也要做最坏的准备，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

南方局机关还指定童小鹏、袁超俊等成立一个秘密工作委员会，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外出行动和应对突然事变的安全揩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秘密工作委员会根据这个保密工作条例，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要求南方局各部门认真清理文件，有些重要档案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后全部烧毁，必须保存的密电要密抄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烧毁；机关内部装置报警设备和石灰包、沙包，以便在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报警，争取时间，及时烧毁文件；在机密文件多的三楼，安装了烧毁文件的炉子。规定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外出要请假，回来时要销假，外出时要两人同行，在办事处内同样要严格遵守纪律，不应当知道的事情不问也不说，夫妻之间也不能谈论党的机密

周恩来宴请为我架设电台的美军人员

考虑到重庆南方局机关在遇到袭击时，能够保证及时与中央的通讯联系，办事处特地给川东特委送去一部电台，专门派人到成都在一定社会关系的掩护下，建立起秘密电台。南方局对派出的电台技术人员进行紧急培训，要求他们严格执行保密工作纪律。此外，还派出一批技术人员去各地加强密码通信工作，要求各地在发生反共事件时，设法保护电台，使密码通信不受或少受破坏。同时，还特别设立了必要的掩护人员安全撤离的地下交通站。

1941年年底，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必须遵循的七条原则，其中包括“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要善于使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外联系与党内联系相结合。有时又要绝对分开”。之后，南方局从所处的秘密环境出发，对党员开展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还针对秘密工作的特殊情况，制定了一套具体的保密措施。其中指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严格分开，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要严格分开。具有公开身份的干部，不要同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也不要直接到“八办”（即八路军办事处）来联系工作等。

为了保护国民党内及社会知名人士等统战对象的安全，南方局还依据“党内小、党外大”的原则，要求大多数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上层进步人士，尽可能留在党外，与党保持秘密联系方式，或者虽接受加入共产党，但暂不与党内组织发生关系，仍以国民党军政人员或社会知名人士面目进行活动。这些人士在抗战时期以至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外，南方局还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内受蒋介石统治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由南方局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与他们建立秘密联系关系。当时，周恩来等领导人与四川实力派刘文辉、云南龙云等相继建立了联系，后来还在所辖部队和区域内设立了与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经过南方局艰苦的工作，西南地区的党员不仅绝大多数隐蔽下来，而且党组织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更加坚强。

南方局为应对国民党反共可能给党组织造成破坏，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应急措施，取得了很好的保密效果。西南各省党组织基本完成了保密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和领导方式的转变，初步实现了隐蔽精干的目的，使党的组织在西南站稳了脚跟。但由于国民党疯狂的反共政策，在离重庆较远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范围内，党的组织和工作却遭遇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疯狂破坏，一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损失惨重，党的工作几乎陷人瘫痪。1941年8月26日，南方局在致南委书记方方的电报中指出：“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南委要尽快采取措施，坚决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组织，党员转地方工作不要转关系，仍然由原地的人联系。”8月30日，又发电报指示，为了多保存力量，应把做文化、宣传工作的人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分开。同时再次强调，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党，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为此，南方局还在就南委事件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采取同时取得武装斗争的路线。对此问题应有所取舍，即采取隐蔽组织而暂时舍弃武装斗争。且武装斗争的干部，不能同时领导秘密组织；做秘密工作的干部更不能同时领导武装斗争。如两者同时进行，必会牺牲种。因两者在大后方的政策是矛盾的，只能勉强支持于一时，而不能保存在永久，而且必致破坏秘密组织，损失力量。”“南委工作所以面临严重的局面，其根本原因是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南方局还果断决定：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南委书记方方一定离开南方；潮梅特委、闽西特委直接同南方局联系；南委电台停止使用，秘密埋藏。

南委事件

“南委”，即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简称。1940年10月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下辖江西、粤北、粤南三个省委，广西工委，闽南、闽西、潮梅、琼崖、湘南五个特委。1941年至1942年间，国民中统局“江西特种工作委员会”（简称特工委）利用冯琦（曾任中共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被捕叛变后参加中统）、庄祖方（曾任共青团中央交通组组长，1933年被捕叛变后参加中统）、郭潜（1942年被捕叛变，被捕时任中共南委组织部部长，后加人中统，升任中统专员）、颜福华（1941年被捕时任中共江西省委武装部部长，叛变后加入中统）等叛徒，有针对性地进行连环大破坏活动，使南委及所属省委、工委、特委几乎全部遭到破坏，酿成中共党史上又一次特大泄密破坏事件，致使南方数省党的工作陷人瘫痪状态。1942年12月，中共南方局被迫作出“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的决定。

南委事件发端于1940年冬，当时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局“江西特工委”特工人员，在江西与湖南交界的界化陇汽车站对过往旅客进行检查时，发现张绍祖（又名张健行）及其妻许樾（中共党员）携带的行李中有数册革命书籍，随即将二人扣留，并报告了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交由特工机构“特办处”处理。特办处通过查阅所掌握的中共组织机构和人员登记册，发现张绍祖为中共南昌市委书记，于是将张、许二人逮捕，关押于马家洲集中营。张绍祖被捕后立即叛变，并对集中营关押人员中的共产党员进行指认，采用欺骗手段诱导多名被捕人员叛变。随后，特务组织将张、许假释。许樾出狱后，联系上了中共吉安县妇女支部书记万国英，致使万被捕。万国英被捕后经受不住严刑逼供叛变，供出其所知道的全部党组织及共产党员情况，致使敌特组织制定了大搜捕计划，并根据计划沿线索顺藤摸瓜，依次破坏了中共赣江河流工作委员会、中共前方工作委员会等多个中共地下组织。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王勖（谢育才的爱人）和两名省委机要交通员、电台报务员被捕。被捕人员中数人叛变，并协助敌特诱捕了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及省委报务员林云生等多人，缴获了发报机。紧接着，中共江西省委武装部部长颜福华、省委青年部部长唐敬斋、秘书周国钧等人悉数被诱捕并叛变，供出更多的秘密线索。敌特办处和调统室根据叛徒供出的秘密线索，很快破坏了中共赣西南特委机关，逮捕了特委书记黄洛平，黄被捕后叛变并加人特务组织。

至此，中共江西省委及所属地下党组织的机构、住地、党员、交通线点等核心秘密全部落入敌特手中。1942年5月，在粤南委机关遭到敌特袭击。随后，敌特在江西各县同时进行大搜捕，并瓦解、消灭抗日武装刘国兴部游击队、福建省委武装部队和杨文翰部。同年秋，江西全省党的组织系统陷人瘫痪状态。

1942年5月，时任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在撤回内地途经乐昌时被叛徒郭潜率领的特工逮捕。6月6日，中共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南委宣传部部，长涂振农和地下交通员阿香被捕。7月底，根据中统局命令，冯琦、郭潜等赶往桂林，破坏了广西工委，逮捕了工委副书记苏曼等，使广西工委遭到重大破坏。

据后来统计，在南委事件中，中共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的有：整个南委组织、三个省委（江西、广东、广西）、两个市委、四个特委、三个中心县委、四十余个县委、一百多个区委、四百多个支部，被捕共产党员2000余人，其中包括时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南委宣传部部长涂振农、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广西工委副书记苏曼、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等地下党组织重要负责人。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等100多人被捕后相继叛变，供出南委及所属地下党组织的大量核心秘密。

在南委事件中，除郭潜、颜福华等人叛变投敌、出卖党的秘密外，绝大部分被捕共产党人，在敌人面前虽受尽折磨，但百折不挠，英勇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廖承志被捕后一身正气，威武不屈；张文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谢育才、王勖夫妇勇谋兼备，关键时刻舍弃亲生婴儿，施计成功越狱，向党组织报警；地下交通员阿李、林某为保守党的秘密，受尽酷刑，英勇献身；吴建业面对敌人酷刑，激昂吟诗：“皮肉给他吧，骨头是我的!就是骨头碎了，也会有强烈的一声爆响!”“上前去啊，同志们，跨过我们的死尸，请不要忘记，当明天你们凯旋归来，在我的坟上，你可以采摘一朵鲜花，请插在你的枪口上，把它带给世界劳动的人们，因为这是我的唯一遗嘱。”

抗战初期的廖承志

（二）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建立及其保密管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编人国民革命军序列后，根据国共双方的协议，相继在西安、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兰州等各大城市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机构，人们习惯称之为“八办”。这些办事处对外是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生工作关系的机构，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办事机关，是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外宣传的“窗口”。

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包括：（1）负责接待、联络、护送党的领导干部及其他过往干部和有关人员，并保障其生活和安全工作。（2）负责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所需设备物资采买，捐赠物资、财物接收，设备、物资财物转运工作。（3）负责党中央及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国民政府机关及有关方面的联系协调工作。（4）负责重要情报工作，如与党的重要情报机关的联系，收集、传递、转发各种情报，与党在国民党及其军政机关设置的内线人员发生单线联系等。但各地办事处根据具体情况及要求承担的任务有所不同，有的办事处还根据工作需要，对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进行指导。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肩负特殊使命，处在特殊环境之中，因此，办事处在保密工作方面担负了繁重的任务。

我党在国统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合法机构一红军联络处，是李克农根据中央指示建立的，地点设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成立于1937年2月，李克农任联络处处长，也称联络处主任。联络处建立后，经中央批准且与张学良联系同意，由中共代表刘鼎在联络处设立秘密电台，开通了西安与延安的秘密电讯联系。联络处内部设有秘书室、机要科、总务科，配有专门机要员、采购人员、保卫人员等。由于国民党设在西安的特务机构对红军联络处实行全天候的监视，为了保密，防止特务突袭，李克农率领机要人员在七贤庄挖了一个地下室，并在地下室的墙洞里安装了一扇活动木板，随时可以隐藏电台。李克农对机要科和电台的安全保密工作尤为重视，他直接负责电台的管理保密工作，经常督促检查安全保密和机要人员的教育工作。

之后，联络处改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到这里找寻共产党商讨抗日事宜，许多进步青年从这里转赴延安参加革命。联络处还积极采购奇缺物资、医疗器械、药品、纸张、棉布、通讯器材等，并从这里转运延安。从外交到外贸，从联络到统战、情报，联络处执行着党中央赋予的多方面特殊任务。后来，李克农又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军需主任的名义，到上海建立了办事处。办事处地点选在上海繁华的福熙路多福里21号的一座两层砖楼里。这个砖楼的阁楼上就隐藏有秘密电台，可与延安通讯联络，楼前楼后各有大门通向不同的街道，以便于紧急情况下及时转移。

1937年春，李克农在西安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办公室

1937年8月，李克农又奉命调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首要任务是解救土地革命时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的同志。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共产党员，但又不愿将关押的共产党员释放，于是就给李克农出难题，要他开出名单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共产党不了解狱中情况，岂知李克农早已通过各种秘密地下关系掌握了准确的名单，最终迫使国民党释放了上千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因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活动方便，博古、董必武、李克农又着手恢复了长江中下游遭受国民党破坏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并重建中共江苏省委及南京市委。

另外，李克农还筹备办报，对外宣传。国民党虽然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却不肯向社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连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消息也不让见报。共产党提出要开办《新华日报》，国民党也设法尽力阻挠。于是，李克农精心策划设计，先派地下党员陈农菲通过关系担任《金陵日报》主编，后又趁战乱为其配备了一批共产党员编辑，把《金陵日报》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通过《金陵日报》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消息，并在国统区第个报道了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

南京沦陷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撤退武汉。武汉八办大楼里既有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又有秘密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秘密领导着整个南方的地下党组织。李克农对外是八办主任，对内是长江局秘书长，负责恢复与重建南方各省的地下组织。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不到一年时间，南方13个省全部恢复了省委或省工委组织。1938年8月，日军威逼武汉，国民政府撤离武汉，迁都重庆，李克农又率领武汉八办人员，撤往长沙。

长沙八办刚刚成立，日军就兵临长沙城下。八办又一分为二，周恩来带领一部分人撤往重庆，李克农则带领一部分人撤到桂林。于是，又在重庆和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与共产党关系良好。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办，巧妙地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一方面联络国民党爱国人士共同为抗日积极努力，另一方面继续秘密重建南方地下党组织。经历国共合作与国共分裂的共产党，此时已不再幼稚，虽然有了合法身份，但仍将国统区的组织置于秘密状态之中。李克农在桂林建立秘密电台，成为中共在南方的中心电台，联络对象包括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重庆南方局机关、八路军前敌指挥部、新四军军部、广东韶关八路军通讯处、贵阳八路军通讯处、海南岛琼崖纵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广西省工委、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以及香港、东南亚、南洋的党的地下组织等。李克农还选调可靠交通员，建立多条秘密交通线路，包括：桂林—梧州—台山—澳门—香港、香港—汕头—潮安—丰顺—兴宁—韶关—衡阳—桂林、桂林—镇南关—河内—海防—香港，各条线路都通过桂林中转。同样，各交通线的安全保密工作，都由李克农直接负责管理。

在桂林，李克农广泛联系各界爱国人士，吸收了一批秘密党员。这些秘密的共产党员多由李克农单线联系，不与当地的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胡愈之、范长江，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教务长张云乔，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侯甸，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周可传，第四战区司令部左洪涛，文化界陈翰笙、姜君辰、孟超等著名人士，都在李克农的安排下长期进行秘密潜伏活动，有的直到新中国成立还没有公开党员身份。

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同时强令封闭桂林八路军办事处。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鉴于全国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和可能，要求各地八办迅速撤销，以保护干部。李克农按照中央部署，将桂林中心电台转到香港，继续保持与中共中央及各地党组织的无线电联络，然后率领桂林八办人员辗转返回延安。李克农带回延安的，不仅有桂林八办的人员和物资，还有绝对机密的南方13个省的地下党组织情报关系。

三、党在沦陷区的保密工作

日本对于中国一些区域的占领，并不仅仅是在抗战时期。自1895年甲午战争时，日本就占领我台湾、澎湖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时间内，占领我东北三省。紧接着，在1935年占领绥远及蒙古东部。1937年，占领京津沪三地，后陆续占领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等省全境。1938年，又占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含海南）大部区域。1941年，占领香港、澳门和广西部分地区。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都分散在各占领区，对日展开游击战，英勇抵抗，迫使日军只能集中盘踞在所占领的中心城市和点线区域。

但在1941年后，日寇在其占领区域及邻近的游击区，不断进行残酷“扫荡”和“蚕食”，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抗日军民遭受惨重牺牲。1942年5月1日，日军由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出动5万余人，700余辆汽车和大量坦克、飞机，对冀中平原进行“拉网”式大“扫荡”。这次大规模“扫荡”，给冀中抗日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造成极为惨重的伤亡。

抗战初期，中央实施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把工作中心放在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十分重视敌占区的保密工作，制定了指导敌占区的保密工作方针。1938年3月21日，中央明确指示，党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决战。留在城市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必有什么特殊举动，应埋头苦干，不要虚张声势，决不要为城市中一时的便利所迷惑，为人民群众中一时的抗敌情绪高涨所影响，而走冒险的斗争，暴露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党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点线区域的任务，是坚决实行退却，转人地下状态，利用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形式，在大中企业中建立短小精干的党的堡垒，输送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干部到农村去领导游击战争；耐心地教育与培养干部，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准备将来反攻。根据中央指示，沦陷区党的组织要认真执行党的保密工作方针策略，把北平、天津、济南、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太原、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沦陷区的干部，秘密撤往农村。留在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党员干部，要执行党的保密1工作方针策略，利用各种关系，选择公开职业秘密隐蔽下来，扎根群众，秘密坚持抗日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其主要兵力放在占领区，并进一步强化殖民统治，党在沦陷区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工作更加困难。为此，中央多次强调，党在沦陷区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坚决加强保密工作。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1940年5月出版的《共产党人》第9卷上，刊登了署名德生的文章《略谈对付敌人的逮捕和审讯》，详细介绍了遵守党的秘密工作规则：（1）不要在身边及卧室放文件、宣传品；（2）不要与公开的共产党员及边区共产党军队任何人公开通信；（3）不在日记、笔记及党的宣传品上写自己及同志的名址；（4）不要让非工作必须的同志认识自己，习悉自己的切情况；（5）不召开人多的秘密会议；（6）一切日常生活习惯、衣、食、住、言、行，都须社会化、群众化；（7）一切接头、开会、找人、走路、住房，须随时准备口供，准备盘查；（8）遇有和自己发生关系之党员被捕获和机关破坏时，应立即上报，采取对策，（9）不要在生人、特务面前听了“左”的话句，就表示自己真实情感，暴露政治面目；（10）因工作关系经常去的机关要规定好报警的方法。

根据中央指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党的组织，积极探索沦陷区保密工作方式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是把党组织隐蔽在群众中。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出现了许多公开的或秘密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如抗日总同盟、各界抗日救国协会、青救会、妇救会等。这些群众组织是独立的，有自己的组织职能、纲领、章程和行动准则。共产党的一些组织大都隐蔽在这些群众组织中，秘密地发挥着组织引导作用。二是隐蔽在群众抗日斗争中。在敌占城市中，群众抗日斗争情绪是高涨的，高涨的抗日斗争情绪又激励着共产党员更加奋发图强地去工作。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培养出不少抗日骨干分子，向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大批干部。党隐蔽在群众抗日斗争中，既便于领导群众斗争，又利于掩护党组织的安全。三是在掩护自己的同时，注意保护群众组织的安全。党组织隐蔽在群众斗争中，既要保护党组织自身安全，又要注意保护群众和群众组织的安全。这是党在敌占大城市工作中取得的成功经验。1939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在《关于目前环境恶化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的通告》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1）各级党组织必须不断改善秘密工作，并且不断地“保护党的安全”。（2）改善秘密工作的首要条件，应是克服共产党员在群众斗争中“使自己面目突出、空谈、暴露、远离群众的工作作风”。（3）要知道敌人不仅仅依靠“维持会”，也会用其他一切伪装组织与人民抗日团体相对抗，甚至搞“鱼目混珠”。为此，不仅要“严防汉奸、托匪混入”，又要使群众组织时常改变名称和行动方式，以避开敌人的破坏活动。（4）党的保密和保护群众组织安全应始终如一，必须克服对秘密工作“忽冷忽热的态度”，斗争顺利时要注意党的秘密，斗争处于逆境时更要注意保密。百倍警惕，遇事不慌，一旦麻痹，就要上当。

1938年，党中央派李白在上海重建秘密电台后，在敌占大城市建立电台工作发展迅速。据1941年南方局统计，仅江南各省就建立了约60部党的秘密电台。党的秘密电台的报务、机务、译电，一般由一人承担，与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执行以下工作任务：（1）负责上下级党组织之间的工作联系。由于在敌占大城市中党组织是绝对秘密的，与上级或下级人来人往极不方便。建立秘密电台，通过秘密电台收发密电，报告工作、请示问题、解答批复十分方便。虽然敌占大城市与抗日民主根据地处于隔绝状态，但有秘密电台联系，党的各项工作仍能及时在敌人心脏里展开。（2）传递情报。1938年，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决定中，要求各地方及时向中央报送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情报材料，甚至从一切中外报刊上摘录新闻消息，及时用电台发至延安。1941年8月1日，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再次要求搜集敌、友、我三方面材料。1938年以来，中共中央秘书处与其他机关编辑出版的《周报》《特讯》《上海通讯》等机密刊物，其材料大部分来源于上海、北京等若干中心城市，而且多数是通过秘密电台拍发来的。（3）注重秘密电台的保密。电台代号、密码使用、呼叫讯号、联络暗语等是特定的，敌人猜译极为困难，为了破译，敌人用逮捕、利诱、策反等各种办法，企图得到我方报务人员，我方秘密电台人员也因此而付出巨大代价，著名秘密电台报务人员李白就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内陈列着的秘密电台

193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起至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必要时区委也应设立发行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敌占大城市中，党的秘密组织建立了发行网，其工作任务和方法主要是：（1）秘密发行书刊。党中央出版物和其他机关的出版物，如《解放》《中国文化》等，都由敌占城市秘密发行网分发。发行人员、巡视员都是各党支部挑选的政治觉悟高、革命警惕性强、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和一定秘密技术能力的共产党员。如天津、北京党的发行网，大量散发晋察冀边区出版的画报，大力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的斗志。敌人对此种画报惊恐万状，出动了大批日伪军警，企图摧毁画报社。（2）散发伪装的出版物。许多敌占大城市党的秘密组织编印的秘密刊物，封皮都经过精心伪装，有的印有老寿星图，有的印成课本的样子。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出版的《劳动》，就化名为《朋友》。（3）散发宣传品。但为了保密，规定隐蔽在日伪军内的共产党员不要出面散发宣传品。

与抗日民主根据地接壤，或与敌占区交错的地区，通常被称为“游击区”。由于游击区所处环境不同，对敌斗争形式不同，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也有其特别之处。一是特别注意对领导机关保密。1939年8月1日，中共闽西南特委制定的《领导机关秘密工作条例》规定：（1）游击区党政领导机关应驻在“有群众基础，关系较单纯和能适当掩护的地方”。有些党政领导机关驻在群众救亡团体或“商店中”，是不妥当的。（2）机关领导人“须分开居住，切勿聚集一处”。当然，开会集体讨论问题除外。有些地方领导人曾经住在一起，遇敌人袭击损失严重。因此“负责公开工作的同志不参加领导机关会议”，也不参加党的公开活动。（3）严密组织关系。党的组织关系应包括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关系。党的组织是秘密的，组织关系当然也是秘密的。发生组织关系较多的有：a.机关的名称、部队的番号、首长的代号、文电内容的特殊用语、通讯符号、接头暗号等，各单位书记、秘书长、参谋长要用“特殊方式记住”。b.机关内部各组织机构相互间也应保密，凡是“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事不要去打听”，不是一个机构或工种的同志“不得有横的联系”。c.无特殊情况，不要召开“全体”会议，平时同志间也不宜过多地互相认识，防止一旦发生意外受牵连。d.实行党员介绍信制度。凡党员调动工作时，调出机关应向新去机关开介绍信。介绍信可用代号并且以绝密方式传送给对方。（4）为了防止泄密事件，各地方要采取减少发文电的办法，或者以“口头报告、指示”代替书面报告和指示。这样做的好处是快捷、机密。

1939年11月，《梁春阳关于湖南湘西党的工作报告》、1939年8月《中共闽西南特委秘密工作条例》、晋察冀区党委《关于当前秘密工作的决定》等地方规定中，都规定了党员个人保密守则。内容大体包括：（1）未经组织允许，任何同志不能向亲人、朋友表露自己是党员，也“不能对任何人介绍某某是党员”，即便是同班战友、一个机构内的同事，也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组织关系”。（2）“被日寇汉奸、顽固分子逮捕时，不能随便承认自己是党员，绝对不能暴露其他同志和机关。”（3）吸收新党员时，在“非经支部批准前”，不能向吸收对象说自己是党员，也不准“谈论参加组织的问题”。被培养对象也应为组织保守秘密，不宜随意表示自己参加组织等，以免泄密。（4）“对群众谈话、讲述党的政治主张、传播党的政治影响时，应以第三者（中立者或般的同情者）的态度。”（5）凡新党员“参加组织时应另定个党内名字”新定的名字可以秘密使用，也可以公开使用。（6）开会时除指定记录者外，其他到会者“不准做工作日记或会议记录”。如果有必要可以做简要的记载，但应作为秘密材料保存。（7）一切文电要专人保存。任何人不能将文电放人衣袋内进入公共场合。凡经手承办的文电，办后一律交秘书处或机要保密室，不准私自“抄录存档”。（8）“非经组织决定，不能将工作地区状况外泄”，口头的、文字的都不要涉及党内秘密，否则“等于向人告密”。（9）个人“生活、行动、言论、住所、交朋友要群众化，符合当地具体环境，不故意不修边幅表示无产阶级化”。因为，越是把自己打扮成“革命家”的样子，越不利于保守秘密。

1939年4月《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的几个决定》下达后，各地对文电保密工作特别注意，其保密方式主要是：（1）最大限度地减少文电。多数游击区域的党政机关或部队，以少发文电、多用“口头报告或指示”的办法，在非常情况下还可采取暂停书写文电的方法。如1940年8月，《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日伪军进攻频繁，湖南省委曾指示各地“书面报告也取消了，除非不得已的东西暂时以特殊的方式记载一下”。正式文件暂时一律停发。这虽然是不得已的，但为了保护自己、战胜敌人，也是有好处的。为了减少文电，许多游击区域还采取了一些限制性保密措施：a.把文件、电报的收发、缮写、传递、承办一律称为‘机要工作”。机要工作除受秘书长或参谋长直接领导外，还受机要委员会或有关单位检查、指导。b.一切机要文电均由党内“秘密交通网”传递，通过封锁线应由交通大队武装保护。c.一切“机密文书”由秘=书长襄助常委“审阅”。未经首长审阅签批的文电，机要部门和秘书部门有权不发。d.内部使用文电可向机要保密室或游击档案室借用，但需经负责同志“签署条据”，一旦丢失好追究责任。（2）建立文电遗失销毁统计报告制度。1942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下发了《关于遗失或烧毁材料登记表》等材料，登记表栏目中主要有：单位、文件作者及名称、份数、年代、遗失或烧毁的地点、原因等。（3）建立游击档案室。这种游击档案室是抗日游击区的产物。主要是保存本地区党政机关重要而秘密的文电，有的也保存一部分内部报刊和画报之类的材料。1940年7月24日，晋察冀区党委《关于当前秘密工作的决定》指出：“党的绝对秘密文件分区委一级，一律不准保存，游击区的县委一级亦不准保存，凡现有的应一律清理，除应交地委保存者外，其余一律应烧掉。”由于区、县两级应该留存的文件全部向地委或区党委集中，于是从1940年起就出现了一些区党委一级的游击档案室。这种游击档案室的好处是：a.能够集中统一地管理，本地区党政机关机密文电，不使其分散或丢失。b.游击档案室无固定住址，哪里安全就到哪里去。1942年5月1日起，日本侵略者对冀中平原进行了最残酷的大“扫荡”。我冀中区党委秘书处游击档案室，每人用一白铁桶装满区党委机关档案文件，在敌军扫荡中，围着敌人据点日夜穿梭打游击，苦战两个月，终于把这些机密文电全部安全保护下来。

根据隐蔽精干的保密工作方针，沦陷区的党组织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保密工作。为适应秘密工作环境，要求党员不断加强学习，坚定信念和革命意志，必须社会化、群众化，严格遵守保密工作要求，取得社会上的可靠掩护，获得一定的社会职业，并力求长久。要求严密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发展党员必须遵循质量高于数量的原则，每个党员都必须忠诚可靠，防止奸细混人。党的组织规模要短小精干，以克服规模过大容易暴露的缺点。同时，可以把沦陷区党的领导机关设在敌后根据地或敌占区城市的边缘邻近根据地的地方。党在沦陷区还建立起隐蔽战线，组织联络各城市的秘密党员渗透到敌人内部，秘密获取情报。同时，中央交通局还先后建立多条秘密交通线，为沦陷区党组织与八路军、新四军沟通联系，输送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输送技术工人、医生、护士、教授、作家等1700多人，以及输送大量军需物资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沦陷区的这些秘密组织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1941年6月，中央军委在《关于冀中平原对敌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对被“蚕食”地区，应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秘密加强对伪军、伪政权组织的工作，引导其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在适当范围内为我服务；另一方面，要求抗日团体及政权组织加强保密工作，采取隐蔽方式，保存自己。同时还要教育和积极发动群众，做好保密工作，保护抗日军队和地下党组织。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创造性地组织敌后武工队（敌占区军民创建的抗日武装组织，由精干的军队干部战土、我方在敌占区建立的政权组织干部和群众组成）深人到敌占区和接敌占区，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广泛宣传群众，揭露敌人，发展秘密组织，秘密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建立两面政权，在敌占区和接敌占区形成“隐秘根据地”，把敌人心脏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

敌占区群众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为抗日军队秘密通报敌情，使我军能及时获得敌人的信息，顺利进行组织转移，或择地隐蔽，或灵活机动地应对敌人的“扫荡”和进攻，牵制、迷惑和隐蔽地打击敌人；同时还主动为抗日军队保守秘密，使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无人带路，没有消息来源，变成“聋子”“瞎子”。抗战时期，在敌占区涌现了许多为我抗日军队和抗日干部保密的英雄事迹。1941年8月27日，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将村民赶到一块场地上，使用拷打和残杀的办法，威逼群众交出回民支队队员和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可在场群众始终咬紧牙关，守口如瓶，保守秘密，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当场已有数人被害，在敌人继续举起屠刀残杀百姓时，马本斋的母亲挺身而出，舍生忘死保护百姓，保护游击队。敌人利诱威逼她投降，供出马本斋和回民支队，让她写信劝儿子投降。她厉声痛斥敌人：“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英雄母亲坚贞不屈，最后绝食牺牲。1942年，日军扫荡冀中深县王家铺子，群众为掩护子弟兵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日军当场抓捕20多名群众，用刺刀威逼他们说出八路军藏身之地，杀一个不说，又杀一个还是不说，接连残杀了14人，群众硬是不吐一字，誓死保护人民军队，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政权在发动群众保守秘密、掩护抗日军队的同时，还遵照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区别对待伪军，对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表示愿意弃暗投明的伪军，进行瓦解和秘密争取工作。1943年，在山东敌占区，我党地方组织打人日伪军内部，秘密建立了1000多个“内线”关系；通过秘密工作分化瓦解伪军7000余人。被分化瓦解的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为抗日军队秘密传送情报，掩护抗日组织和军政人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