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对我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6年年初，日本军部制定了1937年侵占整个中国的大规模作战计划。4月，经日本天皇批准，驻屯中国的日军迅速大幅扩编，形成了多兵种的庞大军事集团，加速了对我国华北、华中、华南军事作战的准备。9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并频繁进行实弹演习，对北平、天津的安全和中国驻军构成严重威胁，华北局势骤然紧张。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宛平军队发起挑衅，以日军受到中国军队射击、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一蛮横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军方拒绝后，日军便立即向我驻守卢沟桥的第29军发起猛烈进攻，炮轰宛平县城，我驻守军队奋起抵抗。这一事件史称“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击日寇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命令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我党抗战通电和红军抗击日军的行动，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热情，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指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切之决心。”至此，我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战争开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坚持了整整14年，中国人民赢得了百年来第一次抵御外族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卢沟桥事变

抗战时期，党的保密工作任务极其艰巨而繁重。一方面，保密工作要维护延安及各根据地的安全，确保党和革命武装力量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又要维护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服务于广泛发动群众和保护国民党内及社会上层统战对象的安全。在防范对象上，既要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严密防范，又要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惨痛教训，提防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同时还要防止党内出现新的错误给保密工作造成损失。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下，党及时调整保密工作策略，把握保密工作方向，建立健全适应抗战形势需要的制度，加强保密教育，使保密工作不断完善，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维护党和军队安全发展，保障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为实现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中央从1937年2月开始，先后多次致电国民党中央，表明中共对抗战的主张和国共再次合作的意愿，并多次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党的领导人赴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谈判，经过历时七个月的艰苦努力，不断作出重大让步，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双方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启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新时期。

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立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辖三个师，共4.6万人，并任命了八路军各师师长、各旅旅长。为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组成党的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任命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问题进行多次商谈，达成相关协议。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随即，散布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1.03万人。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了新四军党的书记、副书记。至此，党的革命武装力量的红军时期结束，八路军、新四军时期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国民政府公开承认的合法的正规抗日武装力量。

在红军改编的同时，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在西安、南京、上海、太原（后在临汾、秋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武汉、重庆、长沙、衡阳、广州、香港、桂林、洛阳等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或通讯处。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述了国共合作团结御敌的必要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蒋介石承认国共合作，是迫于全民抗战热潮的高涨和日寇进攻严峻形势的压力，其反共的本性和基本立场并未改变。事实上，从国共双方合作协议形成时开始，国民党就对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方式和活动，进行种种限制，不断制造摩擦，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打压。

二、日本疯狂猖獗的对华间谍情报活动

在整个抗战时期，党的保密工作始终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和严峻挑战。一是日本为配合对华军事侵略，建立了庞大的间谍特务机构，对中国展开了全方位、深层面的情报活动；二是以国民党“军统”“中统”为主干的特务组织，始终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从来没有放弃对我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力量的渗透和情报行动；三是国民党相继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使得我党我军的保密工作环境更加恶劣。

日本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此后的七十多年内，日本先后发动和参与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1907年，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天皇御批的形式，颁发了《国防方针》和《用兵纲要》，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对华作战计划，将主要兵励集中于对华作战。

日本是世界公认的最注重间谍作战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为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几乎动员整个国家和民族投人间谍活动。日本官方间谍机构和民间间谍组织紧密结合，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情报间谍网络，使日本接连取得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巨大利益。

近代中国是遭受日本间谍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情报活动触角之广渗透之深、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获得情报之翔实，是世界任何国家的情报机构都无法比拟的。早在清朝末年，日本商人、浪人就大批进入我国，开始以经商、习武为名，搜集中国情报。1886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荒尾精就在汉口开设了一家“乐善堂”，以销售眼药水和书籍的名义做掩护，网罗大批商人、浪人，组织起一个以汉口为活动中心，北至北京、蒙古、伊犁、满洲、陕西，南至长沙、两广，西达重庆、云贵的庞大的特务间谍网络，疯狂地进行对华间谍活动，搜集各地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和工农商业、金融、运输等大量情报。臭名昭著的日本间谍首脑土肥原贤二，坐镇中国数十年，精通中国语言文字，能讲四种中国地方方言。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土肥原贤二用了近18年的时间，走遍了中国各地，搜集了大量情报资料，并绘制了大批极具军事价值、地形地貌数据极为翔实的地图，为日本武力侵占中国做了系统细致的准备。引发

日本间谍首脑土肥原贤二

九一八事变的“中村事件”的资料中，记载了日本对华情报搜集情况。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上尉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他们化装成当地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情报搜集，在返回徐中被中国屯基军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查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手枪。中村交代，他们是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将军用地图对照实地，加以纠正和改绘，其将所经地区的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都要详细记载。近年来，山西省档案馆征集了大批抗日史料，其中有几份当时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图中对山西地形地貌、气象水文、民居村镇、矿藏资源、兵力部署、交通运输标注之详细准确，令人难以想象。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及抗战期间，日本相继建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庞大而完整的特工系统，聚集了大批训练有素的间谍人员。日本内阁、外交部、陆军、海军、宪兵、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等军政机关和组织机构，都相继建立起具有不同目的和规模的对华特工组织。1933年，板垣征四郎在天津建立了“板垣机关”特务组织。1939年8月，梅津美治郎在上海成立了隶属日本内阁和陆军部统管的中国地区特务机构“梅机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在上海设立了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1941年2月，出任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官的酒井隆，在北平建立了谍报组织“酒井机关”。1938年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日本间谍首脑，在掌握大量情报后，一手策划建立了汪伪汉奸政府及其特务机构“特工总部76号”（因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而得名），培植训练了大批汉奸特工人员。这一特务机构，采用各种方式和卑鄙凶残的手段，大肆进行绑架、暗杀活动，窃取、出卖国家秘密，作恶多端，残暴恐怖，令人谈之色变。日本间谍机关先后配合日本政府和军方，策划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蒙古军政府”和“冀东自治政府”等分裂中国的活动，策划了“华北五省自治”、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旨在侵占中国的政治军事事件，胁迫、引诱中国政府要员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策划并实施了系列暗杀策反活动，惨无人道地残害大批抗日爱国志土，通过各种途径收买汉奸充当间谍，渗透到延安、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重点区域，打入中国政府机关、国共组织、抗日军队和民间团体，进行疯狂的情报窃密活动。1938年至1939年，中共破获的反动帮会“哥老会”，其属下的“探访委员会”“地方探访队”“防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义贯大刀会”等，都是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或扶持的特务间谍组织。

1940年，八路军总部决策、发动和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三个月零五天的战役中，共击毙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900余里，公路3000余里，毁敌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破坏煤矿5个，拔掉日伪据点2990余处，缴获武器弹药之多为抗战以来所未有。百团大战的战果，震惊了日本军部，日军华北方面军在总结教训时认为，几年来对八路军作战不力，乃至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其重要原因是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难以掌握，认识不足。因此在百团大战后，日军特别加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侦察、搜集、综合分析工作。华北方面，日军参谋部第二科（主管情报）新设立了专职主管对中共的情报参谋，成立了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副参谋长任委员长、副委员长的“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强化对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情报搜集，并创办了《剿共指南》月刊。

日本特务机关在山西建立了特工培训机构，专门训练特工人员，派往延安及陕甘边区潜伏，进行窃密、暗杀和投毒活动。仅在1939年至1941年的三年间，我延安保卫机关在开展“锄奸”时，侦破的日寇特务间谍案件就达73起之多。涉案的特务人员中许多都是日寇奸细，或是日本间谍机关收买的汉奸，有的打入我边区政府机关等要害部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中国政府和军队追捕、逮捕和审判的日本战犯中，就包括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酒井隆、甘柏正彦、河本大作和浪人伊达顺之助等一大批日本间谍头目。与此同时，还逮捕审判了大批充当日本间谍的汉奸，仅1946年8月5日一天内，就依法审判并枪决了26名汉奸间谍主犯。

三、国民党掀起三次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全民抗战浪潮的影响下，国共两党经过艰苦曲折的努力，建立起共同抗战的统一战线。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到12月13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军政机关迁往武汉，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重点还是放在抗战方面的，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民主党派的态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的改变，国共两党有较为融洽的合作气氛。但国民党对改善国共关系从一开始就缺乏诚意，来之不易的合作局面并未维持多久。

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由于战线太长，兵励不足，加之支持侵略战争的国力几乎耗尽，不得不调整全面进攻战略，把主要兵力集中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巩固其后方。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正是这时，英美等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日本侵略也准备采取绥靖主义妥协政策。日侵华策略的调整，英美对日态度的转变，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战主张与行动深得民心，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声望及迅速发展壮大感到恐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本性再次暴露。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把对付中国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政策。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蒋介石的态度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形成的决议，明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态度日趋消极，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日益加强。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立即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同年11月，国民党又在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立了“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政策，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摩擦事件和挑起军事冲突多达150余起。1939年4月，国民党军秦启荣部在山东博山袭击八路军部队，并捕杀我抗日武装部队团以下干部战士200余人。1939年6月至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遭国民党军队进攻达90多次，1350余人被杀，812人被扣留逮捕。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我冀中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捕杀干部战士400多人。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杨森部制造平江惨案，包围我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通讯处枪支财物被洗劫一空。9月，国民党军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在鄂东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残害共产党员和群众200余人。11月11日，国民党河南确山县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我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残害医院新四军伤员、军属和无辜群众200多人。全国抗战局面出现新的严重危机。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同时向我根据地军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共矛头直指我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12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陕甘宁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向八路军、地方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发动袭击，在绥德地区煽动反动分子叛乱，捕杀共产党干部和群众。在华北，阎锡山不顾抗战初期建立起来的大好合作局面，反共面目逐渐暴露。他一方面再次试图与日军秘密勾结，进行反共活动；另一方面，积极策划和实施对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发起进攻。1939年：12月，制造了晋西事变，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抗日干部和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200余人。在进攻晋东南决死队和摧毁沁水、阳城抗日政权时，杀害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众500余人，抓捕1000余人，还胁迫、策动决死队中的部分人员暴乱反共。1939年12月初，国民党第97军朱怀冰部、第69军石友三部进入冀西、冀南，向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大举进攻；在华中的新四军也遭到国民党韩德勤部和桂系李品仙部的挤压和进攻；在华南，1939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亲自到韶关，煽动反共浪潮，污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声称要“严防共党活动”，对共产党要实施“法律制裁”，使粤赣地区的反共活动变得更为猖狂。1940年春，国民党广东当局下令逮捕“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干部，强行解散“抗先”总队部和各级队部。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东江地区制造了“博罗事件”，进攻正在转移途中的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致其损失惨重。10月，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琼崖抗日根据地，制造了“美和事变”。1941年5月，国民党广东当局查封了广东省委机关报《新华南》；6月，又制造了“廖锦涛事件”。

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将反共中心转到华中。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步步紧逼，提出将我军从已有的50万人，缩编至10万人，还精心部署驱赶新四军出南方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2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等部围歼新四军。终于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9000余人，被迫与国民党军血战七个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人得以突出重围外，其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或被打散。军长叶挺在重庆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遇害。

1943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面对日军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策略，另一方面极力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借机大造舆论，鼓噪“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解散共产党，消灭陕北特区”。6月，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7月，国民党军队发起对陕甘宁关中地区的军事挑衅，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国民党反共行径，在谈判中据理力争，从政治上予以坚决揭露，在战场上灵活应对，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军事反击，从社会舆论方面，向全国人民揭露事实真相，呼吁制止内战，一致抗日，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

四、“两统”对我党我军的情报窃密活动

抗战时期，以“军统”“中统”为主干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共产党和爱国抗日民主力量进行特务活动，他们坚决执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命令，对延安和陕北及其他各民主抗日根据地进行无孔不入的渗透，大肆暗杀、逮捕、囚禁和残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1938年年初，国民党早期特务组织CC系、复兴社（即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局、中统局的前身），突然发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运动，鼓吹“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他们在其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时报》《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社论、文章，公然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陕甘宁边区是西北新的封建割据区域”，称“红军虽改易旗帜（即指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却不服从中央”。

并鼓噪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政治统一，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一时间，在武汉三镇，“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叫嚣弄得满城风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行径，实际上是为国民党军队的反共进行舆论准备。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在西安设立“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对驻西北国民党军队进行监督控制。国民党特务机构充当鹰犬，发挥了反共急先锋的作用。1937年抗战开始后，戴笠的军统局就在西安设立西北区机构，任命张严佛为西北区区长，重点负责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全面情报工作。11月，在张严佛的建议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书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竣、西安市警察局局长杭毅、第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等，创建了对中共情报工作的“特种汇报”制度，制造与团结抗战完全背道而驰的反共气氛。他们呼喊我们的真正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我们和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了，终究还有和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就完全不同了”等反共言论，气焰露骨嚣张。1938年，西安“特种汇报”决定，对前往陕北根据地的青年一律扣留，军统与西北军政长官胡宗南通力合作，扣留大批前往延安的爱国青年，送往胡宗南开设的“西安战干团”管制。胡宗南允许戴笠的军统局在其各地机构和军队中设立特务组织，侦破、逮捕、关押、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

蒋介石与戴笠

1939年9月，军统局特别选择距延安较近的陕西汉中十八里铺陈家营，专门举办“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战时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名，挑选学员，专业培训，毕业后择精兵骨干，接受潜伏任务，打人延安，搜集中共高层秘密情报。戴笠亲自兼任汉中特训班班主任，仅1939年就相继选派30多名训练有素的特务打入延安。至1942年5月，从“汉中特训班”毕业的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军统特务，成功地潜入延安陕甘宁边区。其中，胡士渊、杨效卫等打入中央军委二局（即中央情报部）；王治和潜人延安联防司令部；郭力群、李峰壁渗人边区保卫处；马鸣、赵西湖、刘一平“考入”延安抗大；冯善述、朱浪舟进入中共陕西省委；张秉均潜入安塞兵工厂。胡士渊特务小组还将电台隐蔽在中央军委二局，用于与军统机构拍发情报和进行联络。这些派遣特务后被一一侦破，其中大部经教育改造后成为抗日人员。

为强化国民党反动统治，1943年前后，国民党进一步加紧特务机构建设，规定国民党军、三青团员随时都有加入特务组织、接受特务训练的义务。他们每年支出巨额特务经费，用于支持特务机构的活动，以招考技术人员的名义，欺骗一些社会青年进入特务训练班，进行强化训练，然后安插到机关、学校、团体、工厂搜集情报和监控党的地下组织及进步人士，或是利用一切可利用机会，派遣进入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是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八路军指挥中心，在国共合作初期，国民政府当局在延安还保留了肤施县政府机构。中统、军统特务组织利用公开的政府机构作掩护，设立秘密据点，暗中进行情报窃密活动。中统还派出特务伪装成僧人潜人延安一间古寺庙做主持僧人，以佛教职业掩护情报活动。此外，还有伪装成记者、商人、教师、乞丐及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潜入延安进行情报和投毒暗杀等活动。

为反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应对特务组织的渗透、破坏和窃密，中央在党政军内部开展了防奸反奸和保密教育活动。《共产党人》期刊连续发表了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对国民党倒行逆施进行了尖锐揭露与抨击。同时，还刊登了如何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方法及保守秘密的注意事项。

中统、军统

“中统”“军统”，是国民党的两个臭名昭著的对我党保密工作危害最大的特务组织系充。

“中统局”于1938年5月在汉口成立，最早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后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第一任局长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实际负责中统局工作。

徐恩曾

“军统局”是抗战时期在陈立夫为局长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也称特务处）的基础上升格组建的，成立于1938年8月。“军统”，是人们对戴笠掌控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一种习惯性带有憎恶意味的贬称，其全称是“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第一任局长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担任。之后依次由林蔚、钱大钧担任，戴笠为副局长。军统局历任局长迫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均自动地不过问军统局具体工作。戴笠从军统局成立至1946年7月乘坐飞机失事身亡为止，一直没有担任过军统局局长。但戴笠虽然身为副局长，却始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牢牢掌控着军统的一切，是军统局的实际首脑，只对蒋介石负责。在军统局内部，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知道戴笠是他们的最高长官，习惯性称他为“戴老板”，局外人也视之为“军统局长”。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为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毛人凤先后担任局长，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在1946年戴笠身亡之前，国民党的全部特务活动，基本上都是在蒋介石的支持纵容下，由“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所为。

五、抗战时期党的保密工作方针策略

（一）抗战时期保密工作方针策略的形成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我党就发布了抗日宣言，提出发动群众、团结抗战的主张。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与国民党基本达成国共合作抗战共识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针对进入抗战时期新的形势，重点讨论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作战方针和统一战线条件下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基本原则等重大问题，研究确定了党的工作任务和各项政策。会议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问题。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统一战线，同时要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注意。

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局面的形成，中央抗战时期党的任务和政策的确定，特别是毛泽东强调的“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我党在抗战时期保密工作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基本指导思想，也表明我党保密工作与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统一性。

抗战时期党的保密工作方针策略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和实践的过程。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态度及抗日倾向进行了全面深人的分析，并根据其历史和现实表现，作出积极争取和推动他们抗战的决策。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达成了反对内战、合作抗战的共识和默契。在双方联络、谈判及其具体工作中，对国民党反共势力采取严密的保密防范措施，严格控制知悉范围，正确运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成功实现了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为抗战时期保密工作方针政策和策略形成进行了重要的探索。

1936年12月，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刘少奇在华北对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形势进行了一系列深人调查研究和分析思考，撰写了30多篇文章、报告和党内通讯，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党在国统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1937年3月4日，刘少奇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专题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关系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从‘八七’会议以来一直到现在犯了一贯的错误。开始，我们一贯地不重视这个问题。本来白色恐怖那样残酷。

如果我们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使每一个同志很好地了解与运用这种关系，那我们就绝不能很好地工作，绝不能准备革命一甚至不能使党生存。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在白区准备革命的前提条件，然而我们从来没有着重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绝大的政治错误。”

关于党在白区工作包括保密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刘少奇指出，要利用合法斗争方式，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对党已经掌握的黄色工会，也不要立即转变为赤色工会，而是先以灰色工会为掩护，在条件成熟时再公开。刘少奇以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提出要正确处理党的秘密组织与公开、半公开群众组织的关系，正确处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关系，提出了调整保密工作策略和方法的问题。他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把党组织隐蔽在群众和群众工作之中。在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地下党组织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1937年6月，刘少奇又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充分依靠群众做好保密工作、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保密工作方法策略等重大问题。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实际上就是抗战时期党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基本表述。

阎锡山

    洛川会议以后，八路军的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均进入山西。中央为了打开和扩大山西抗战局面，协调好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与阎锡山部之间的关系，及时处理好合作抗战的各种问题，北方局党组织先后派出负责同志进入山西工作。之后，中央又派周恩来专门去山西工作了三个多月。这期间，周恩来和山西党组织在工作中灵活运用保密工作方针政策和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保证了抗日统一战线在山西的成功。

阎锡山是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在山西经营二十多年，一向闭关自守，不许其他政治军事势力进入。1936年年初，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其势力范围时，即遭到其部极力阻挠和抵抗。抗战初期，阎锡山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也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日姿态，从1936年起，大批招揽进步人士进入山西工作。山西一时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可能最先实现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地方。10月下旬，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杨献珍等人以个人身份接受阎锡山邀请，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推动其转变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并协助其做好抗战准备。薄一波等人到太原后，成立了山西工作委员会，作为党的秘密地方组织，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对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战工作方面，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把党的工作隐蔽在抗日群众组织的活动之中，很快取得了积极效果。在当时，党组织充分考虑到，阎锡山对蒋介石一贯反共和剪除地方势力派的基本立场非常清楚，并时刻加以提防，非常小心地避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他曾多次说过：“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同时，中央及山西党组织对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又做了全面分析，认为阎锡山曾一度与日本有过勾结，对蒋介石既有防范又有依附，其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山西党组织在保密与公开的界限区分上，作了精心部署，提出，党在山西恢复重建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必须秘密进行；山西工作委员会与北方局的隶属关系必须保密。抗战初期，山西有一个很具影响力的抗战群众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会长是阎锡山，总干事是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但梁化之只是挂名，不过问具体工作，牺盟会的实际工作已由中共地下党员宋劭文负责。后来薄一波担任牺盟会秘书长，负责主持牺盟会工作。薄一波提出，要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一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为掩护，公开开展抗日活动。牺盟会作为群众抗日组织是公开的，但党对牺盟会的领导和以牺盟会为掩护开展的一系列工作要绝对保密。后来，党组织以牺盟会的名义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经与阎锡山协商同意，对外公开宣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武装组织，是阎锡山委托牺盟会组建的，而实际上是一支由山西地下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它与山西党组织的关系及党组织在建立这支武装力量中开展的一切活动，必须绝对保密。到1939年，这支抗日武装队伍发展到9个师、旅级单位，辖26个正规团又4个团级游击支队，兵肋一度达7万余人，成为一支规模可观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就是山西新军的前身。可以说，中央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是成功的。阎锡山也非常注意自身的保密，他派人与中共中央联系，要求中共派全权代表常驻太原，并且还与中共之间建立秘密联络处，设立与延安之间的秘密联系电台等。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他曾对上海和江苏党的负责人多次谈到，要扩大党的抗战政策影响，团结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开展既合法又具群众性的抗日活动。但他又多次提醒，放手搞群众工作，不能离开隐蔽的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抗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不要一时顺利而忽视了积蓄和隐蔽力量。要注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反对关门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不要大呼隆地搞群众运动，把力量一下子暴露了。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的组织和党员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时现象。

（二）抗战时期党的保密工作方针策略的基本精神

抗战时期，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以及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战政治目标所进行的大量工作，极大地丰富了党的保密工作策略思想内涵。之后，在中央下发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又多次阐述了保密工作策略问题。

1.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党的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需要公开发动群众，组织动员群众投入抗战。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列编为正规抗日武装力量序列。中央在不同情况下多次指出，党和军队的工作和活动，有的是需要公开进行，并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争取人民群众及其他抗日力量的支持。但鉴于抗战时期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常常是日、伪、国民党、共产党并存的复杂局面，这就需要严格分清敌、友、我，在不同条件下、不同地区内区别对待。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随形势的变化具体对待。有时以公开工作为主，有时以半公开工作为主，有时或在有的地方，‘秘密工作还是主要工作”。在日寇占领区域，即敌占区，“党的组织当然还是处在绝对秘密的环境中”但如果这个地区被收复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那么保密工作方式就会发生变化，不能墨守一种方式。总的要求是，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能忽视党的保密工作，不能把党的保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秘密机关“应当秘密进行工作”，非秘密机关则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首先想到的应当是“保守机密”，从思想到言行都是不能松懈的。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有些工作既不能公开，又不宜绝对秘密，这就需要采取“灰色”的办法，能够“开办一个补习学校，组织一个灰色团体，出版一本灰色杂志，我们都必须去利用”，这是不得不采取的保密工作策略。

2.坚持保密工作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党的保密工作，是井冈山时期形成的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但在之后的几次“左”倾错误，特别是“关门主义”的影响下，党的保密工作日渐出现神秘化。抗日战争时期，党再次提出保密工作要依靠人民群众，把保密工作要求与人民群众对日寇的憎恨和抗日热情融为一体，启发、教育和发动人民群众做好保密工作。贯彻党的保密工作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关门主义”，避免保密工作的神秘化。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批评了“关门主义”倾向，指出，在中华民族抗日救国斗争中，任何人、任何工作搞“关门主义”都是不允许的。“关门主义”派生出来的另一种错误思想是神秘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党的保密工作主要是针对敌人的。因此，保密工作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一是把党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交给群众。1941年，刘少奇陈毅签发的《新四军关于保守军事秘密的规定》中，总结了保密：工作基本经验，认为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我们必须“进行深）人的群众动员和教育，使群众也能替军队保守军事秘密”。二是把党组织隐蔽在群众斗争中。1938年3月，中共中央给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我们要在抗日民众中，特别是工人群众中“建立精干的秘密的党组织”，而且党的组织只有“隐蔽在群众斗争中”，才能更好地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并且积蓄力量准备与日寇总决战。二是要充分认识到正确处理保密工作和群众路线的关系是一种领导艺术。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中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要么盲目蛮干，要么把群众拒之门外。其实，党的一切工作，包括党的保密工作，哪些该告诉群众，让他们随时注意保守秘密，哪些不该让群众知道，绝对限制知密面，一般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刘少奇还指出，我们既要真心依靠群众，又要不断“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两者兼有才能做好保密工作。

3.灵活机动的保密工作方式方法。1937年8月1日，《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日寇占领区域，中国共产党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但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抗战时期，华北一直是日寇占领区域，针对敌占区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加强秘密工作通知》中，具体规定了处理秘密工作的办法：，（1）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抗日斗争最前头，但“不得以党员身份和面目出现”。（2）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主张要公开宣传。但是，军队中的党组织、抗日民主政权中的“党团”应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暴露这些机关中有我们的党团及党的组织”。（3）抗日民主政府及其他团体，在上下行文中均“不要写党的具体组织情况”，如果要写“也用密写”。（4）各级党组织对“各地党员的数目须守秘密”，一切党的文件中如有党员人数、组织概况、党的领导人活动和党内斗争等内容者，均视为“绝密”文件。绝密文件一般应送到抗日民主根据地保存，敌占区内不得保存党的秘密文件。（5）党内刊物“不要注明某某省委、特委出版”等字样，可用代号或假名伪称。（6）建立“党组织关系”。过去党员调动凭介绍信或党内“口

信”，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弊病。从现在开始，一切党员调动工作应“转组织关系”并妥善保存“存根”。（7）党的组织是绝对秘密的，党员身份是秘密的，但一切共产党员应当成为“抗日积极分子”，在一切公开组织和群众运动中，共产党员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要完全公开地、大刀阔斧地工作”。

（三）抗战时期党的保密宣传教育工作

抗战时期，中央高度重视对共产党员的保密宣传教育工作。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第五部分“共产党员的标准”的第三个问题“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中，对共产党员执行党的保密纪律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十八年来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以及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的进行。在今后，党仍应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因此，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纪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当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在会议上或稠人广众之前声明拥护并举手赞成党的路线，就算遵守了党的纪律，这是十分不够的。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革命力量的增长，共产党威信的提高，使敌探、汉奸、反共分子更加阴险地进行破坏共产党的活动。因此，在党的工作中，不但丝毫没有减轻秘密工作的重要性，相反地，党应该特别加紧自己的秘密工作，提高秘密工作的纪律，与忽视、破坏秘密工作的现象作斗争。党应该指出，在今日的某些地方党部，还竟以为在现在环境下可以忽视秘密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每个党员应该不忘记许多年来由于忽视秘密工作而受到牺牲的血的经验教训。为了保持抗战的力量，为了保证革命和党的事业的胜利完成，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并且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任何党内的不准对外公开的事件，不准任意向党外宣传；任何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出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一切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必须受到党的纪律的制裁，直到开除党籍。”

当时，中央特别强调，党的保密教育工作要落实到各个方面，如落实到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敌伪工作之中。1940年7月6日，《总政治部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对伪军的内部工作及伪军的关系等等，要严格保守秘密。这种工作应由团以上的政治机关的一定个别人员负责进行，伪军内部不应组织庞大的抗日组织，而以短小精干为原则。”此外，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效保障统战人士的安全，还对统战对象进行保密教育。党在保密纪律和保密策略、原则方面的宣传教育，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