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爆发，这一阶段被称为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是红军从丢失南方革命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党和军队生存、恢复和发展的空间；二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的努力，积极推动西北抗日力量联合，加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进程；三是我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摒弃前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直接谈判，实现两党合作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四是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的影响力，为党领导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开辟陕北根据地，推进西北抗日力量联合，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党的保密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保密工作自身也从困惑、探索中逐渐走向成熟。

一、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北政治军事形势

清朝末年，对侵略中国蓄谋已久的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实施对华侵略扩张。1895年4月，日本胁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满洲善后条约》等，侵占我国台湾，把我国东北划为日本势力范围。1927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中国军队，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在此后短短四个多月时间内，日军侵占整个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发动一二八事变，强行占领上海，把上海变成了继东北之后侵略中国的新基地。1933年年初，日本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攻占山海关，进犯热河，包围平津，迫使国民政府与之签订《塘沽协定》，承认其对我东三省及热河省的占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奉行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对华侵略的政治军事行动更加肆无忌惮。1934年4月，日本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持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此后，日本军队在华北地区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月，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东部。5月，日本关东军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制造了河北事件。与此同时，日本还强迫国民政府与之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获取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紧接着，日本又积极策划“华北自治”，企图使华北五省二市“独立”而脱离中国。通过华北事变，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日本大规模的对华侵略，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使中国国内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势。日益尖锐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日本正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斗争。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爆发，北平学生及爱国人士公开揭露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野心，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从12月11日起，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抗日集会和游行。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工人纷纷举行罢工、集会，发表通电，声援学生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统一领导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各地纷纷响应，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海外华侨和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国内抗日救国运动。局部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对中国各阶层的抗日态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同时告诫全党要吸取和警惕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解决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长征前夕部分红军将领合影

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后，陕甘边区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1935年3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以毛侃为头目的驻陕参谋团，监视、控制西北的地方军，协调西北四省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围剿”。9月，蒋介石调张学良的东北军进入陕西，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将东北军作为“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军。在此前后，蒋介石还令西北“四马”地方军阀参与围堵红军的军事行动。1935年年底，马鸿逵倾其所部参加围堵“追剿”北上红军。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在西北的部署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为“剿共主力”，井岳秀、高桂滋等部进驻陕北。参与“围剿”军事行动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系统的胡宗南部和毛炳文部。国民党军直接用于对陕甘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兵力规模比以往历次都大。而就在此时，陕北根据地内部又开始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等陕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外有国民党军队“围剿”，内有“肃反”造成的思想混乱，陕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军事上，集中红军各部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在政治上，妥善处理了内部“肃反”错误，扭转了危机局面，实现了西北党组织及红军的团结；在组织上，健全了各级机构，使党政军机关进入正常运转轨道；在经济上，初步解决了红军部队和机关的给养问题，建立起相对安定而稳固的陕北根据地。陕北局面初步稳定后，1935年10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我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面抗战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制定了相关的政策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军事主动权。会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其基本策略是：不与东北军、西北军进行军事对抗，力求保存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实力，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张学良、杨虎城实现联合，以壮大抗日力量。

二、保密工作在西北抗日力量联合过程中的作用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积极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尽可能在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中宣传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实施西北抗日力量联合这一策略，在当时是具有极高政治风险的。当时的西北地区，除驻有蒋介石嫡系中央军胡宗南部之外，还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

在红军长征前，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并没有将西北作为情报活动的重点。红军到达陕北后，军统随即跟进，将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特务组织进行整合，成立军统西北区，以西安为据点，进行情报活动。最初，军统在“西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厅”下设第三科作为掩护，对特务组织和人员的要求是“秘密活动”，绝对不公开。之后，军统又相继建立了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太原站、晋南站，设立了近30部监视电台，对红军动向和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的动向，特别是其与共产党的联系情况进行监视。在保密工作方面稍有不慎，将直接威胁我党我军政治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威胁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安全，给我党推进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工作造成严重破坏。因此，中央把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保密工作，作为必须慎重考虑的头等大事，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守与西北一切抗日力量之间的秘密联系、活动及达成的所有秘密协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首先在东北军工作中取得了突破。东北军虽然是当时“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主力，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因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撤到关内，广大将士离乡别土，深受家乡沦陷的痛苦，强烈要求打回老家，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东北军士气低落，战斗力锐减，在“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中连遭四次惨败。

一败甘泉。在与刘志丹、徐海东所部的甘泉战役中，东北军损失两个团的兵力，110师师长及师参谋长阵亡，两个团中一个团长阵亡，一个被俘。二败榆林桥。红军消灭了东北军一整个团，共1000余人，活捉团长高福源。三败吴起镇。张学良的心腹爱将白凤翔部阵亡600余人，7000多人被俘。四败直罗镇。东北军109师三个团全部被歼，伤亡1000余人，被俘5300余人，师长牛元峰及三个团长阵亡，师参谋长刘德裕被俘。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张学良的东北军相继损失109师、110师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团的兵力。

这时，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又遭到蒋介石严厉斥责，被红军消灭的东北军109师、110师的番号被取消，军饷被停止拨给。张学良身负不抵抗骂名，遭到举国上下唾骂，“剿共”作战中又连遭红军重创，极度愤怒和痛苦，思想渐渐发生变化，意识到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继续打下去，就失去了打回东北的指望，便产生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念头。于是，张学良秘密派人到上海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李杜（为共产党秘密党员）。李杜托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取得联系，同时又请途经西安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帮助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高福源

对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早有了解，极为重视，专门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1935年10月，在“围剿”陕甘边区的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到陕北红军中生活了两个多月，耳闻目睹红军这支革命军队的一切后，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出了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战的建议。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同意了高福源的建议，让其返回东北军。1936年1月初，高福源秘密离开瓦窑堡，回到洛川与张学良见面，两人谈了一整夜，高福源直接向张学良汇报了在红军中的感受，转达了我党愿意与东北军合作抗日的意愿。张学良基本同意了高福源的意见，并要高福源再秘密返回红军驻地，传递张学良的意见，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与之商谈。高福源返回甘泉红军驻地，传递了张学良的意愿。于是，中央派李克农秘密前往洛川同张学良谈判。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密谈。1936年2月初，李、张又进行了第二次秘密谈判。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在肤施（延安）直接与张学良面谈。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同张学良谈判。4月7日，周恩来、李克农带着电台到达延安。4月9日，在延安城一座教堂内与张学良进行了高级别的秘密谈判。为保守秘密，避人耳目，周恩来和李克农身着便装，于9日晚8点悄悄入城，来到事先约定好的教堂内。而张学良为迷惑特务监视，保守会谈秘密，行前以推进“剿共”为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线指挥所”，声称自己要到前方督战，与王以哲、刘鼎提前到了延安。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多项协议。张学良承诺，在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上，“‘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停止蒋令进驻苏区”，“四方面军如北上（此时红四方面军尚未到达陕北），可使陕甘部队（国民党军队）让路”；在抗日问题上，他认为只有成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方才可行，并表示“愿意酝酿此事”。另外还表示，“蒋如投降（日本），他当离开他”。在经济方面，“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红军和边区政府在他的防区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办，并可送弹药”，“彼此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查，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中央根据会谈达成的协议，派刘鼎去张学良处工作。同时决定，由周恩来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之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建立了秘密电台，并派叶剑英到张学良部任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张学良则在甘泉县城北建立了一个通商交通站，从物资等方面秘密给予红军经济援助。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标志着中共和东北军合作抗日局面的正式形成。红军对东北军下层军官和广大土兵广泛进行了“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在东北军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其中在第51军、第57军、第49军中建立了工委。为加强红军和东北军双方联系中的保密工作，中央特别强调：“关于红军和东北军；密切合作，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杨虎城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杨虎城及其率领的十七路军，早年参加过大革命，一直倾向革命，并同我党保持着秘密联系，他还知道其属下中很多人就是共产党员。1929年杨虎城驻军河南时，其秘书宋绮云即为中共地下党员。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时期，共产党员南汉宸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为警卫团团长。南汉宸还介绍共产党员李直峰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负责秘密侦察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即派曾在西北军中做过地下工作的汪锋带着他的亲笔信，与杨虎城进行秘密联系。12月，中央在得知杨虎城表示赞成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后，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炳南等人秘密前往杨虎城处进行商谈联合抗战具体事宜。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了多项协议。包括：（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西北军达成抗日友好协议，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互派代表，秘密设立电台，互通情报。（3）西北军在适当地点设立秘密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军用和生活物资，掩护中共人员来往。（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将士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人手。

此后，杨虎城根据与红军达成的秘密协议，在十七路军第17师第49旅司令部驻地富县建立了秘密交通站，派中共地下党员田静臣负责交通站工作，安排接送往来陕北根据地的双方人员，帮助红军采购无线电器材、医药用品及文具纸张等物资。此外，杨虎城还指示十七路军在西安甜水井街和城隍庙西道院设立了两个秘密招待所，作为红军与十七路军的秘密联络地点。

中央在和杨虎城联络期间，双方对保密工作都非常重视。中央最早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络时，杨虎城曾怀疑汪锋是国民党特务，先予扣押，经其他共产党员证实之后，才与汪锋开始秘密谈判。之后，中央代表王世英与杨虎城会谈时，也是根据事先商量的办法，先由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将王世英安置在杨虎城官邸会客厅东侧的一间房子里，将房门反锁，再把钥匙交给杨虎城。待杨虎城返回官邸休息，先让警卫人员离开后，才将房门打开与王世英开始会谈。经过多次秘密会谈，中国共产党同西北军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

为实现西北抗日力量联合做出贡献的高福源

高福源（1901-1937），字绍卿，直隶（今河北）盐山人，出生于辽宁营口马家屯村。其父高玉麟曾任袁世凯时期的管带。十多岁时，高福源从营口到绥远，后人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23年秋，考人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毕业后，历任东北军连长、张学良卫队营长、少校团副、中校主任、上校团长、少将旅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高福源随东北军在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命令下，被迫退守关内，目睹日寇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身为军人，在国难当头之日，未能报效国家而引为憾事。1933年年初，日寇发动长城之战，高福源与其他爱国官兵一起英勇投入抗日前线。当年秋，他升任东北军第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治军严谨，对全团官兵既能做到严肃军纪，又能身体力行，深得部下拥护和驻地民众的爱戴，以致有时部队开拔时，驻地百姓扶老携幼为其送行。

1935年10月22日，高福源与红军交战被俘。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他更加拥护抗日。不久，红军让其返回东北军，负责红军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沟通联系工作。返回东北军后，高福源积极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东北军第110师两个营投诚，在红军同东北军之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了67军军长王以哲。105师师长刘多荃误认为高福源也参与了杀害王以哲的活动，派人于1937年2月5日将其诱杀。

1981年，西安市人民政府为高福源举行了庄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将其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西安市烈士陵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其为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张学良与红军间的秘密交通线

1994年6月15日，杨尚昆在参观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时回忆：“从延安会谈以后，张学良开始让他的部下，给我们红军送装备，大概有27台车，从1936年的4月9号开始送，一直送到张学良搞西安事变前。”这些车除了军队常备的大小卡车和吉普车，还有一辆商务汽车，在西安与保安之间，建立了一条以汽车为主的陆上交通线。

斯诺在回忆录中说，乘汽车从西安到延安需要一天半的时间。据斯诺夫人回忆说：1936年9月，在西安等待赴红区时，“每隔10天左右，一辆神秘的东北军卡车，由一个身着东北军军装的卫兵押着，进出特务网和警察密布的西安”。她还提到，红军驻东北军的联络员刘鼎曾打算用小型汽车把她送往苏区。据当年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巡视员的王英回忆，当时西安与陕北的交通往来，不仅有陆路，还有空中飞机。“周副主席让其他首长和机要人员和电台先上，由于飞机坐不下20多人，其余的人只好留下改乘汽车。”

1982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采访叶剑英，发表了《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一文。在描述当年叶剑英把张学良赠送的10万银元从西安运回保安的情景时，提到“叶剑英远远看到鬓发斑白的林老，站在寒风里迎接他，连忙从驾驶室里跳下汽车，迎上前去”。叶剑英的回忆表明，当时汽车还可以开往保安。

西安与陕北的交通线安全问题，由当时驻守该区域的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负总责，并由他安排具体人员随车护送。如红军总供给部派人去西安采购或接受张学良赠送的食品、布料、鞋袜、汽油、无线电器材、医疗药品、办公文具以及机械设备等物品时，张学良的联络副官王立人或王以哲的联络副官王政不仅出面帮助采购运送，还要亲自随车护送，以保证在东北军防区内畅通无阻。王政和一些东北籍的商人，还在西安开办了一个“同和军服庄”，专为东北军制作军服，同时也秘密制作红军的军服及军需用品，然后用卡车运往陕北。

孙铭九在回忆叶剑英曾住在他家里的情景时说：“记得有一次叶在西安告诉我预备一部载重车，装有物品，同时秘密送丁玲去陕北红区去。我旅营副商亚东在天将晚时亲自护送丁玲化装出西安的。”

除了公路交通外，在保安与西安之间还有一条绝密的空中航线，即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首次会谈时，飞机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他命令延安驻军择地修筑了一个简易机场，专供波音客机起降使用。据当时跟随张学良到延安的孙铭九回忆：“飞机场是临时新修建的一个简陋的飞机降落场，是在延河的北岸。”为了迷惑蒋介石的特务人员，张学良又把延安与西安之间的洛川作为他的前线指挥部，并在洛川也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同时以推进“剿共”为名，电请南京要求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声称自己要靠前督战。蒋介石高兴地复电：“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这样一来，张学良的飞机来往于西安与肤施之间就有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当年洛川指挥所的作战参谋李传玺后来回忆说，张学良“差不多每天早饭后都要驾驶自用飞机，出去巡视一周”。

与张学良、杨虎城取得共识，达成联合抗战协议的同时，中央为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设法建立与国民党高层之间的联系，并打通了与蒋介石之间的联络通道。1936年1月初，蒋介石迫于国内抗战呼声的压力，希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进行谈判。然而，国共两党自1927年决裂后，早已中断联系，加之土地革命时期两党两军相互厮杀近十年之久，相互之间形同水火，如何建立联系成了一大难题。蒋介石便令国民党南京政府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返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要求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系，并进行谈判。中央代表团表示，无论共产党的中央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可在国内为好，并指定于5月前回国的潘汉年为国共两党谈判相关事宜的联络人。

张学良与蒋介石

之后，蒋介石又指令陈立夫在国内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渠道。陈立夫首先找到宋子文，宋子文知道二姐宋庆龄与中共素有联系，就去找宋庆龄，向她转达了国民党有意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希望改善两党关系，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抗日御辱的想法，请其帮忙。宋庆龄很快想到了自己熟悉的以牧师身份公开活动、实乃中共地下党员的董健吾。之后，通过宋庆龄的安排，宋子文和董健吾见面。宋、董二人本就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加之宋庆龄从中协调，两人很快建立了信任。宋子文向董健吾谈了国民党方面希望改善国共关系的意愿，并将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交给了董健吾。于是董健吾放下一切事务，专心去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为了方便董健吾前往西北，宋子文还通过孔祥熙任命董健吾为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并通知张学良，请其帮助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

1936年1月，董健吾化名周继吾，首先坐火车到达西安，然后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直接飞抵延安，再坐汽车于2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指挥战事恰巧不在，接待他的是博古、林伯渠等人。看了董健吾带来的信以后，博、林等人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信送给在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3月4日，毛泽东亲笔写了“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理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的回信，交给董健吾。董健吾拿到党中央的回信后，原路返回上海复命，完成了这一对沟通国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意义重大的秘密信使行动。

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党中央积极斡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得不开始与中共建立联系，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战的新局面。

三、保密工作管理制度的逐步恢复

（一）恢复理顺保密工作管理体制

井冈山时期和红军长征期间，因战事频繁，红军长途跋涉，保密工作秩序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由于长征中的特殊环境，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暂时停止，保密工作移交军委机要科管理。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理顺中央和红军的工作关系，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央决定恢复中央秘书处建制。秘书处设机要科、材料科、电讯科等工作部门。初期，秘书处设置处长、副处长。秘书处工作由秘书长直接领导。机要科的职责主要是，负责中央及中央各部门的电讯收发、秘密电台管理、密电码制作和机要工作人员的培养训练等；材料科的主要职责是，收集党政军的档案材料，集中统一管理党的文件材料，接收清理中央各机关移交归档的档案材料，负责文件材料的分类、整理、编目工作，负责建立文件档案资料保密管理制度；电讯科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秘密文件及其他资料内容，摘抄、整理重要电报材料，编辑各种电讯，把各地报送中央的情报编辑成《情报电讯》，送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各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使用，摘抄可以公开的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信息材料，送交党务广播台摘编广播，负责党的秘密文件存档管理工作。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随即作了相应调整，秘书长仍由张文彬担任，夏忠武（即左觉农）任秘书处处长，邓颖超、叶子龙先后担任机要科科长。中央秘书处工作直接涉及党的核心秘密，担负着保密工作管理的重要职责，秘书处机构的恢复健全，就是保密工作管理体制健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相继恢复健全了文档、电讯等工作机构。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内设机要科、通讯局等工作部门，黄学谦任机要科科长，宋侃夫任通讯局局长，副局长由王子刚担任。1936年12月初，红军总部机关并人中央军委总部，内设通讯局、政治处等工作机构。王诤任通讯局局长，副局长由罗舜初、胡立教担任，伍云甫任政治处主任。至此，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的工作职责分开，分别履行职能的局面基本形成。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正赶上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形势严峻，战事频繁，中央机关数度变换驻地。1935年10月至1937年7月这段时间，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总部及前敌委员会领导机关基本上仍沿袭长征期间“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即一套班子，集中办公。中央领导的工作和行动，多数情况下仍然与红军的军事行动连在一起。领导人和党的机关安全保卫工作，基本上由军队负责。到1936年年底，在陕甘边区根据地相对比较安全稳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及主要中央领导人便不再随红军活动。

这一时期，随着中央机关和红军机关工作的恢复调整，保密工作也在逐步恢复，开始是逐步恢复到长征前的分工状态。之后，根据中央及军队机关设置和职能变化，保密工作职责分工也随之明确。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门根据工作职责各自承担其保密工作。秘书、机要、通讯、档案、情报、保卫等具体业务工作中的保密工作，按照各自的业务范围和职责权限，分别负责管理。

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清理中央机关转移、红军长征、上海等地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环境下遭到重大破坏给保密工作带来的各种混乱状况及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央决定，按照之前的分工，由中央组织部负责按照此前《保守党内秘密条例》的规定，开展保密检查总结和文件资料清收工作。重点清理收集各个机构、单位及由个人保存的秘密文件资料，检查各机关、单位保密管理情况，查找存在的保密工作漏洞和泄密问题。同时，结合干部审查工作，对各机关人员和红军干部战士执行保密纪律情况进行了检查。

（二）国统区保密工作的整顿恢复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破坏，加之党内“左”倾错误的指导，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地下组织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遇害。其中由于掌握着大量秘密的叛徒出卖和告密，泄密窃密问题一度十分突出。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央在逐步恢复白区工作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保密工作也进行了恢复整顿，并根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逐步对保密工作方式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

为了适应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实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同时负责白区党的工作。其任务主要是加强反日学生运动和游击战争的领导，大胆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策略，恢复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中央的这一决定，既是加强北方局工作及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现政治策略转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当时条件下保密工作的新要求。

1936年4月，刘少奇起草并发表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和《肃清立三路线的线余一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等文章。同时，针对党内“左”倾错误，刘少奇于1937年2月20日至3月4日，连续给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四封秘密信，信中批评“左”倾错误在党内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尖锐指出了白区工作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当时党在白区工作的任务和策略。为了进一步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实现白区工作的根本转变，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会议统一了对白区工作的思想认识，确定了新形势下党的工作方针政策和策略转变。

会议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决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而这种传统特别妨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多数群众。为了适应抗日的新形势，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需要创造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实现党的组织工作的全盘转变。会议又指出，我党在中国革命新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实现民主共和国，并在这一统一战线内与民主共和国内取得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会议确定了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是，建立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实现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过去采用的积蓄力量、准备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方针，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转变为争取联合的方针。刘少奇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必须正确建立党与群众的关系，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这是我党与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所谓建立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就是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领导群众前进；所谓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就是要善于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密切配合起来，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密切配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配合起来，并且在斗争中善于分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以利用矛盾，逐步取得胜利。会议还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这实际上提出了开展保密工作必须分清敌友，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保密策略的方针，可以说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思想，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保密工作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形成做了理论准备。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充分利用并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和积极性，以共产党员骨干分子为核心，成立群众团体组织，在群众团体组织的掩护下，秘密恢复和建立各地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根据党所确立的方针策略，北方地区党组织利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牺牲救国同盟会”等群众组织，在华北地区秘密开展了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党的组织在山西等地普遍建立，党员人数逐渐增加。同时，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逐步展开并取得成效。如党在宋哲元部29军中秘密建立起党的组织。1937年年初，北方局所属华北联络局，通过中共地下党员、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的介绍，曾派张友渔到29军在南苑的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教官，利用教学向国民党官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另外，还派朱则民、刘昭等同志打人宋哲元部队，对中上层军官进行联络和争取工作，与29军中的三个团长、两个师参谋长分别建立了秘密关系，在29军四个团内秘密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段时间，党在华北地区的秘密党建工作，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从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分共反共，到193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党的保密工作极端艰难曲折、极端困惑迷茫的时期，同时也是党的保密工作艰苦探索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历史时期。

在这十年间，党的保密工作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变，遭受了两次特别重大的挫折，成功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实践探索，扩大了保密工作领域，积累了成功而丰富的实践经验。次重大转变，是从大革命初期，我党与国民党实行全面合作，按照党中央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的保密工作，转变到七一五分共反共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要求，“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及时地完全地转人地下斗争状态”，开展保密工作，保密防范对象由主要针对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转变到主要防范国民党反动势力，同时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严密防范。两次挫折，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对我党保密工作的严重破坏，二是党内“左”倾错误给保密工作造成的重大损失。两次挫折影响持续时间之长，造成损失之严重，在党的革命历史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其惨痛教训，对后来党的保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四个方面的探索实践，一是八一南昌起义后，随着红军的建立和发展，对党的军事保密工作进行了认真探索，为军事保密管理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后，对国家保密行政管理方式进行了实践探索，为党在以后的执政条件下开展保密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三是对党的密码通信和地下交通方面的保密管理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保密技术对抗和防护方面的实践，对今天的保密工作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四是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任务新要求，对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及其界线划分，如何分清敌友实施不同的保密政策策略，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可以说，土地革命战争十年，是保密工作不断探索的十年，是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无数革命先烈为保守党的秘密而英勇献身，他们将永远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