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接连失利。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陷人完全被动。1934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但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断，转移筹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筹划。7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人最为激烈时刻，驻沙洲坝的中央机关被敌人发现，不断有敌机入侵轰炸，中央领导机关被迫迁到山多林密、较为隐蔽的云石山中及周边村庄。10月初，“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在云石山召开了极少数中央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正式作出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了突围出发的5号命令：“中央根据地各军区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除以第五军团继续抗击向兴国进攻之敌外，将第一、第三、第九军团从阵地撤下来，集中于兴国、于都、瑞金地区。”10月10日，云石山出现少有的繁忙景象，中央红军各部队开始实行紧急集结。16日，突围红军及中央机关集结完毕。17日，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及党中央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苦难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在此前后，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红军部队的反“围剿”军事行动也均告失败，并相继从各自根据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根据中央决定，项英、陈毅率红24师和十几个红军独立团共1.6万人，留守中央苏区继续坚持艰苦斗争。
工农红军长征，如此宏大的军事突围行动，面对数十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能够胜利转战陕北，真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其中，党和军队严密的保密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红军长征前夕的保密工作部署
从1934年4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军事行动失败，至10月中旬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这期间为红军长征的准备阶段。
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最初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央领导核心“三人团”秘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在“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工作的实施。在最初阶段，出于保密及其他各方面因素考虑，红军突围转移的决定一直是秘而不宣，高度保密，包括彭德怀、陈毅等红军高级领导人也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及相关部署。5月，中央书记处将红军拟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报告共产国际。6月底，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做突围转移准备。到8月，“三人团”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制订了拟于10月底或11月初适时从中央苏区转移突围的行动计划。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事关重大，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事先没有提交党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也没有在红军和地方领导干部中进行必要的解释，更没有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动员，一切部署都是在少数人的圈子里秘密策划。
最高“三人团”组成人员
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大体包括：（1）扩大红军，补充兵员。新组建了第21师、第23师和教导师等，成立了第八军团，将一些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整编扩充到红军主力军团。（2）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中央苏区共从地方借谷子80多万担，收集铜材8万多斤，子弹14万发，采购了20多万元的中西药品，筹款159余万元，并将苏区银行秘密金库储存的银元财物全部取出。（3）设立赣南省，成立赣南军区，以便于领导留下的红军坚持南方游击战争。（4）派出先遣部队，为红军转移探寻路线。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出闽浙皖。命令红六军团先期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湘西开展游击战，并试图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师会合，创建湘鄂川黔新的革命根据地。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中央红军转移前夕，国民党当局已通过各种情报分析观察到中央红军准备突围的动向，于是分别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建了四道封锁线，部署重兵，对红军进行尾追和堵截。中央红军突围转移，首先要通过广东军阀陈济棠防区，为了能顺利突出重围，实现安全转移的战略目标，中央决定利用之前与陈济棠建立的秘密关系，派人与之秘密谈判，争取广东地方军阀借道让路，以减轻突围行动可能造成的损失。9月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信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我中央苏区与广东之间的贸易关系，代购军需物资，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与之进行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方面的代表、粵军参谋长杨幼敏等人，在江西赣州寻乌县落塘镇秘密进行会谈，并达成5项口头秘密协议，内容包括：（1）双方就地立即停战，取消对立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话联系，以防被蒋介石方面窃听。（3）解除封锁，互为通商，在红军撤退前采取秘密方式，卖给红军军火和军需物资。（4）必要时，红军可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医院。（5）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可先告知陈济棠部，粤军即自动后退40里，保证红军顺利通过等。陈济棠在当时与红军达成如此内容的秘密协议，即是“通匪罪”，蒋介石一旦知悉，陈济棠将受到严厉惩处。对共产党及红军而言，这一协议也是极端秘密的事项，双方约定对此务必严格保密。陈济棠还在粤军中专门下达了对此严格保密的命令，规定口头秘密协议的内容只能在粵军军团长以上军官范围内传达。这一传达范围的限定，也为该秘密协议的执行造成非常大的困难。1934年10月22日，红军突围经过粵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按照蒋介石命令，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时，由于粵军前方指挥军官没有接到陈济棠后撤的命令，致使双方开火，幸好粤军很快接到命令立即全线后撤，让出大道，使红军得以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但这次双方交战，还是造成红军伤亡3700余人的重大损失，其中红三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在交战中阵亡，时年25岁。陈济棠得知此事，下令粤军从粤北仁化至湖南汝城一线，按双方约定全线后撤40里，并再次命令担负狙击任务的部队：“如果红军不向我袭击，则不准出击，让开通道，使红军经过信丰、大庾，通过防区封锁线。”
9月下旬，中央及中革军委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开始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确定中央及红军干部走、留人员名单，布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行动，对留下坚持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进行部署安排；秘密派出测绘人员和侦察人员组成侦察小分队，潜往赣粤湘边界地区侦察地形，摸清敌情民俗，绘制简易军事地图，用于红军突围转移行军路线的选择；对部队进行编制调整，将临时中共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军委总部、直属队及机关干部团编成两个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随红军主力长征。
以上所有军事突围意图及其行动部署，均为最高级别的秘密，被严格控制知悉范围。因此，中央苏区军民都以为红军出征，还是和以往一样，“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打了胜仗，带着缴获的武器和俘虏胜利归来，开一个庆祝大会，大家欢欢喜喜”。中央苏区工农剧社，还为此创作、排演、练歌，准备红军胜利归来后的慰问演出。他们却不知当时形势的极度紧张和严峻，不知道红军主力即将实施战略大转移。一段时间内，为了保密的需要，苏区对外活动一切照旧，中央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各机关仍然保持原来的名称，各项工作如常进行。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社，在许多人员跟随长征的情况下，并没有扩大编制，增加人员，仍由原编委韩进和瞿秋白两人负责。报纸也依然称中央政府机关报；版面样式同原来的一模一样，每张四开版，铅印、期数都接着原来的编号继续编排，只是由原来每周出三期，改为每周出两期，最后改为每周出一期；发行对象依然是中央苏区军民，只不过因为当时中央苏区范围越来越小，同其他苏区的联系也已中断，发行越来越困难，加上敌人封锁更加严密，纸张越来越紧张，发行数量大大减少。红军主力长征后，《红色中华》坚持出刊四个半月左右，到1935年2月中旬，中央发来电报，指示分局要及时转变斗争方式，分散进行游击战，报纸才停刊。
留守机关不仅在名称和工作内容上保持不变，在对外宣传的内容和口径上也保持不变，其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对战略转移的意图进行保密。红军长征后，《红色中华》在内容上仍继续宣传扩红、征粮、保卫苏区，到后来则增加了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的内容。为了保密，《红色中华》对于红军主力长征只字未提。
长征前夕，中央虽然对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到何处去，任务是什么，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未作任何解释，但还是在加强保密工作方面作了特别部署。1934年8月9日，中央专门下发了《中央关于秘密工作基本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该规则的下发，一方面是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行动进行保密工作部署，另一方面是对红军长征途中的保密工作作出制度性规定，同时也是在复杂严峻形势下对全党再次进行保密教育。
《规则》强调了做好保密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不论在白区、苏区，不论在红军部队还是在一切党政机关，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都必须遵守保密工作纪律：（1）要认识“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是如同执行党的总路线一样的责任”，“如果每个党员都能对党的事情保持秘密，那么即使党内存在着敌人的奸细，他们的破坏工作都是很困难的”。（2）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在亲人面前谈论党的事，在无关人员面前谈论党的各级机关的组成部分，以及从何处得到党的文件和哪里保存党的文件”等秘密事项，每个党员和红军战士都要谨慎从事，万不可大意。（3）党组织和部队首长应对全体党员、全军战士进行保密纪律教育，使他们懂得保密纪律是党的铁的纪律的重要内容，开会讨论党的一切问题，都要内外有别，不许对外讲的则不讲，不允许做的则不做。
《规则》明确规定了保密注意事项。（1）在白区的同志要多用假名，在苏区的首长可用代号。（2）除值班人员外，一般同志最好不做日记，也不写党内秘密的事情，特别是党的机关住址，负责人的姓名、住处、贮藏文件的地点、行军路线和战略意图等，这些只能默记在脑子里；如果不得已要记着地址暗号的，必须用暗语来写。（3）一切文电均由专人妥为保藏，不准乱扔乱放。无用的文电废纸“必须立即毁掉，毁灭文件必须毁灭到无论如何都不能发现，如果只是撕掉或变化，侦探们还是有方法可以把它合拢发现出来的”。（4）党政军办公处所应有“外表记号”，并规定遇有意外必须有更换记号的办法。（5）“任何人不得把党内秘密对外泄露，未经允许不得经过邮局、电报、电话随便谈论内部事情。”
《规则》还对党员和红军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每个党员和每个战士不贪富贵、不贪便宜、不怕威胁、不受引诱。如果不幸被捕，应做到不向敌人招供，不被敌人诱供，不畏刑罚，把生死置之度外，在监狱里也不要被假革命言行引诱上钩。
项与年密送绝密情报
1934年，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在已经开始的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并在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的策划下，制订了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拟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国民党“围剿”军队，以瑞金为目标，实行向心攻击，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每天推进5公里后，就地修筑碉堡工事，严密配置火力，在瑞金四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交通，封锁一切信息和全部物资往来，企图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一个狭小范围进行决战。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以求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歼灭。
然而就在蒋介石军事会议结束的当晚，企图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的绝密材料就被我党地下工作者项与年获得。
项与年得到这一绝密级情报后，立即与地下党员刘哑佛、卢志英商议，决定由项与年负责将秘密情报送往中央苏区。当时考虑，项与年会讲客家话，易于过关隐蔽。为了稳妥保密起见，三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内容，包括敌军兵力部署、火力配备、进攻路线、指挥机构等“铁桶计划”的核心秘密要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用字典内，并将作战地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一切准备停当后，项与年便由南昌乘车到达吉安泰和，打算翻山越岭直插兴国经于都赶往瑞金。
进人泰和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落都驻有进剿的敌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全都被严密封锁，项与年只得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项与年胡子拉碴、骨瘦如柴。到达兴国后，他发现敌人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都有岗哨，只要是青壮年一接近，就立即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为了能闯过关卡，心急如焚的项与年心生一计，随即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他满脸鲜血，双腮立刻肿胀起来，面部变得狰狞可怕，头发像蒿草一样蓬乱，衣服已被荆棘撕扯得破烂不堪，俨然一副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乞丐模样。他小心地将四本密写有情报的字典暗藏在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已经发馊的食物。沿途敌军哨兵见了，离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就这样，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的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在沙洲坝找到了党中央机关，把绝密材料及时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周恩来看到“铁桶计划”情报后，立刻意识到红军已面临极度危险，必须尽快转移突围。这时中革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经进入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战略要地古龙冈已被敌军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五座县城。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表明，必须抢在敌人“铁桶”尚未完全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经过对敌我，态势的分析，党中央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1934年10月8日，地方红军部队奉命接替各线主力军团防御，主力迅速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10月16日至18日，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分别从四个渡口渡过于都河，于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突破敌军包围，踏上了著名的长征之路。
二、红军长征途中的保密工作
根据长征的特殊环境，在保密工作方面，中央和红军总部对长征途中的保密工作采取了不同于苏区的紧急措施。主要包括：
1.实行秘书、机要、总务三统一。中央决定，中央各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日常工作暂时停止运行，把各机关秘书、机要、总务人员充实到各战斗部队。由原来的中央机要科负责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秘书、机要工作，主要工作任务是处理文件、电报及其他通信联络工作。
2.实行一切文电集中运输。中央各机关、苏维埃临时政府各部门门的全部文电集中到中央军委一局统一保管。军委一局采取了如下保密管理措施：（1）将党中央、中央军委、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三大系统的全部文件、电报按“机密、普通、常用、待查”分类管理，保护重点。（2）成立一百余人组成的运输队，挑运党政军的贵重物资和重要文电档案。运输队配武装保护，有“机警人员专门监护，到宿营点即核点数目”。在长征路上，运输队减员非常严重，最后仅剩下几名队员。尽管如此，重达五十多斤的重要文件档案到达陕北时仍安全无损。（3）实在带不走的文电，经中央批准，作两种方式处理：一部分交项英留守分局负责管理；一部分全部集中烧毁（之后，项英等保管的文电因环境极为恶劣，为了保守秘密，一份未留地全部烧毁）。
3.机要通信工作集中管理。（1）电台一律由红军总部参谋长掌握，机要科与作战室随首长行动，除主管首长外，禁止一切人员与机要科人员来往。（2）密电码由机要科长与译电员共同掌握，掌管人员要把密电码“看同自己生命一样重要”。（3）除密电码外，还临时编一些暗语，以备在紧急情况下的密电通信中使用。（4）各军团首长对电台、通信、机要工作要做到经常进行检查、督促，对机要人员进行保密纪律教育，使机要人员养成“机警精细”之特长。（5）电报用毕后抄在规定的电报本上，所有“电报本由各部队政委负责保管。电报稿一经翻译，随时抄存，原稿烧毁”。
长征时，叶剑英任红军参谋长，分管军委局、二局的工作，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负责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各项军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最关心的是敌军的部署和动态。那时，中央与共产国际及各地方党组织已失去联：系，有关敌方的情报来源主要依靠地面侦察或通过军委二局的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为了不间断地获得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成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为军委提供准确的敌我情报动态。军委一局负责上报下达文电的起草、管理。叶剑英经常亲自参与起草、修改。有的参谋人员不熟悉电报的韵目代日、地支代月时，他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对于文电保密管理工作，经常是每个部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依次进行检查。
4.所有发文优先考虑保密。在长征途中起草、下发的文件必须做到：（1）文件中的涉密内容、机密语句用暗语和代号记录。（2）一切文件力求简短。能用口头传达的，不用文字传递。（3）师以上红军机关接到上级文电后，认，为有必要向下传达的，“禁止照抄原文，必须将文字重新组织”，但须准确表达意思。（4）不留存的文件，包括底稿、废纸，一律烧毁，并做到不留痕迹。（5）除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外，其他负责人不得私自携带文件和电报，正在使用或已办完的文电，交秘书或参谋专门保存，到达作战目的地和宿营地后，再向秘书或参谋索要使用，并在用后及时交回。
5.经常进行保密教育，将保密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长征开始时，红军总部专门下发了《政治训令》。训令指出，全军应做到“行动要敏捷、迅速、秘密与隐蔽”。各部队在政治动员时要做到：（1）加强保卫部门的工作，在行军中保卫好首长、保卫机关、保卫机要，做好防奸反特和机要保密工作。（2）设立政治战士。政治战士的任务是检查督促本班、本排的战士遵守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保密纪律。（3）做好部队收容工作，收容落伍掉队和失去联系的人员，杜绝泄密漏洞。（4）在行军作战途中，建立秘密群众联系组织、地方党组织和游击武装组织，对这些组织要严格保密。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行，向湘桂边境前进，在抵达国民党军队精心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之战。
11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湘江两岸的掩护部队为确保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人展开激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12月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整个红军部队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昼夜，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此次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最后弹尽粮绝，大部牺牲。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全部壮烈牺牲。其他部队为强渡湘江浴血奋战，与敌拼死搏斗，也损失惨重。湘江战役成为红军长征中最为惨烈的一战。
突破四道封锁线向湘西转移示意图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及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之一，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提前掌握了红军战略转移和转移路径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情报，并为剿灭转移中的红军做出相应准备。查阅当时的报纸，从其报道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到达湘江的整个转移行军路线，似乎都在国民党掌握之中。
如，1934年10月16日，香港《工商日报》刊文报道称：“预料匪或经信丰出南雄，窜湘西南人川。”10月17日，该报又刊文称：“汀匪四面楚歌，为避免全军覆没计，已决定放弃长汀西窜湘桂黔边境，实行向川青等省发展，重辟新匪区”。从这些报道中可看出，国民党从1934年10月初，就已判明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意图，知道红军突围必出赣西南经湘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行动意图。
再如，10月19日，香港《工商日报》再次刊文：“赣闽共匪全部分两路西移”，“两路西窜路径已被探悉”，并称“一路沿梅林江西下经信丰而入赣南，窜湘粵边境，而出湘西袭萧匪西移之旧路，其余一路则以主力匪队由会昌雩都而西下，直出安远三南，准备经粤北各县而人湘南方面，该两路共匪并预定在湘西会合，然后分图黔川”。该文还提到：红军“于19日起，分三路向赣西移动，实行向信丰南康间突围，经湖南，转黔东，人四……现探悉共匪志在冲破我军防线，然后方可从容过南康、唐江，出上犹、崇义入湘南，窜逃入川会合贺龙”。
以上香港《工商日报》的报道说明，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秘密军事行动都在国民党的掌控下，其遭受重大损失也就可想而知了。国民党能获得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情报，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依据国民党谍报人员获得的情报。10月10日，香港《工商日报》刊文：“据某军事机关传出消息，8日晨，接到赣南某密探情报……现赣省共匪，日来纷纷调动开拔，现集中全力七万余人，于瑞金县属，声势浩……一说谓其欲向赣南窥伺。
二是叛徒出卖情报。原红军第三军团第4师参谋长张翼投敌叛变，供述了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情况。1934年9月29日晚，张翼趁部队从驿前镇撤退时叛变投敌，随后详细供述了我党我军大量秘密。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和电台工作人员先后被捕叛变，也泄露了红军主力拟进行突围转移的秘密。从1934年2月起，共产国际在上海远东局的同志面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不断向共产国际去信或发电阐述中央根据地的危急形势，中共中央也于1934年5月15日正式向共产国际报告和请示：“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6月16日，共产国际来电正式批准：“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9月17日，博古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说：“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这些电报都是通过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电台发出的。而1934年6月26日和10月5日，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中共的许多重要文件被国民党查获。10月7日至10日间，中共在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暴露，与电台有关的人员也被捕叛变。这样，中央苏区有关战略转移的重要秘密落入了敌手。
针对红军长征初期在保密工作方面出现的问题，亟须切实加强红军行军途中的保密管理，1934年12月22日，在红军到达贵州境内时，朱德、周恩来专门就红军文件、电报保密工作，对各兵团首长及参谋长发出一封指示信。全文为：“各兵团首长及参谋长：据谍报敌方以各种军事材料对各种文告及密电本与译过后之电报底稿尤为注意，为使我军有关机密事项之一字一纸不失落人敌手，现规定如下办法：（1）文件应力求简单，并随时整理分出机密、普通、常用、待查各类别，装置分开，以免混乱，在（装）机密箱贮置燃剂，为紧急时烧毁之用。（2）电本由政委负责保管，电报底稿一经翻译随时抄存，原稿销毁。（3）兵团首长及参谋长应随时对机要科人员加以检查，养成其机警精细之特长即点核数目。（4）下达文告无论书面电报，禁止照抄原文，必须将原报转达第三者时，只限用同样之电本。（5）作战室应与群众隔离，禁止一切无关系人来往。（6）机要箱在行军时，应指定体力强壮者挑运，机警之特务员监护到宿营地时即点核数目。（7）离开宿营地时，应指定专员在后检查房子，是否遗落文件。（8）私人行囊内无论何人不准携带不必要之文件，私人日记簿如必须记载有关机密之稿件时，应自定暗号。上八项务望分别密令执行。”
长征期间，情报工作为红军摆脱敌军追堵、取得主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2年，红军总参谋部下设军委二局，由原上海中央特科的曾希圣任局长，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密电破译人员，负责对敌台的无线电监听和密电破译，是当时红军的主要侦察机构。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役中，他们成功破译了蒋介石发至各战区的许多密电，使红军领导层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行军动向目了然，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
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利用空中侦察优势，企图及时掌握红军的动态。当时中央与各地已失去联系，红军主要依靠军委二局的破译能力获取情报。军委决定将二局人员一分为二，采取梯次接力工作方式，保证24小时开机对敌军进行监听和密电破译，为红军领导层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
红军突破敌军湘江防线进入广西西北部大山后，国民党军暂时放弃衔尾跟追。毛泽东准确判断国民党军队绝不是放弃对红军的追击，而是认为红军要与贺龙、任弼时部会合，便指挥“围剿”军队抄近路，在红军必经的湘西北布下口袋，企图将红军包围聚歼。红军如按原计划北进，势必陷于敌军聚歼或被打散的境地。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广西通道后，毛泽东提出，必须放弃与贺龙、任弼时部会合的计划，改为转进黔东南，进人敌人力量相对较薄弱的贵州，以避开敌人的伏击。这一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11日深夜，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追剿”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企图截击红军的密电。原来，湘江战役后，蒋介石认为红军意在出通道北上进人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据此，蒋介石将20万“追剿”军队重新编组成两个兵团，由刘建绪率湘军组成的第一兵团为先导，由薛岳率中央军组成的第二兵团跟进，在通道以北地区张网以待。军委二局截获破译了这一情报，并及时提交红军总部，促使中央同意毛泽东转兵西进贵州的意见。军委二局准确及时的情报，使红军避免了又一次陷于危局。
红军遗留在通道县的马灯、铜筷
国民党军的情报获取，多是依靠空中侦察和地方政府报送。在当时，空中侦察是靠飞行员肉眼对地面的观察。贵州多为山地，雨雾天气是常态，空中侦察困难极大。地方政府报送的情报，要么是局部的，要么是过时的，有时甚至把红军小分队当成红军主力，将军事佯攻当成主攻。这样的情报往往给军事指挥造成被动，使国民党军队来回调动，疲于奔命，屡次围堵扑空。而我军委二局一批破译高手及时准确的情报保障，使红军总部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能灵活机动地调整红军行军路线和作战部署，出其不意，跳出敌军包围。
军委二局破译情报，在红军四渡赤水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发现黔北不仅贫困，而且敌人力量强大，不利于立足，遂听取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决定北渡长江进入川西，会同红四方面军，争取“赤化四川”。为扫清前进障碍，发起了土城战斗。但因军委二局当时还不能破译川军密电，对土城敌情不完全了解，结果未能击败当面之敌。毛泽东遂决定放弃战斗，全军西渡赤水河，寻机从川南北渡长江，这就是一渡赤水。中央红军进入川南，敌即蜂拥追至，而根据情报，遵义地区仅剩王家烈黔军一部守备。于是，毛泽东挥师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发起遵义战役，歼灭了当地的黔军，使红军士气大振，并缴获了10万发子弹，使红军有了再战的能力。是时，由于数次北渡长江被堵，毛泽东和中央遂决定改在川黔滇边立足寻求发展，为此，须给尾追的敌中央军薛岳部以沉重打击。为了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毛泽东又挥师西渡赤水，即三渡赤水。然而，敌方仍谨慎行动，使红军没有歼敌战机。毛泽东和中央因势利导，决定放弃在川滇黔边立足的计划，改为经滇北北渡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进入川西。随即，再挥师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留下的红九军团伪装主力，真正的主力军则直指乌江南下，执行计划。
这时，险情出现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下时，国民党中央军主力跟追而下，如果不能引开这两部敌军，红军将被迫在乌江北岸背水与敌决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二局局长曾希圣建议，利用我军掌握敌中央军密码和熟悉敌之电文格式，假借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的名义，电令国民党追兵指挥周浑元、吴奇伟，改变南下追击路线。结果，这一计谋果然奏效，让中央红军争取到一天的渡江时间，不仅顺利南渡乌江，而且把周浑元、吴奇伟部主力甩在了乌江北岸。中央红军避过乌江北岸后，军委二局又侦听到在贵阳的蒋介石身边只有四个团。随即，毛泽东决定威逼贵阳，让蒋介石把位于滇东北附近的滇军主力调到贵阳救驾，从而让开了红军进人滇东南的通道。接下来，毛泽东率红军挺进云南，北渡金沙江，把国民党“追剿”军队远远甩脱。
红军能够侦听到国民党电台以获取秘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而被国民党军发现。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红军到达云南后，一名参谋被滇军俘虏，搜查出他随身携带了一些被二局破译出来的国民党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在草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并立即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但即使这样，由于军委二局高超的破译技术，致使国民党之后的电报也基本上都被红军猜译出来了。
之后，军委二局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一再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抢得先机。1935年5月9日，红军全部顺利北渡金沙江后，蒋介石又重新部署，企图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围歼”红军，结果电报再次被二局破译，红军抢先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紧接着，中央红军又根据二局的情报，攻占川军把守的天全、芦山，保证红军顺利翻越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赤水红军烈士墓
长征中，中央红军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在情报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由于敌人疯狂围追堵截，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天天行军作战，几乎无暇停下来侦听敌台。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当时，红四方面军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每日24小时对敌台进行监听，将侦测到的紧随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部署、兵力、行动方向等重要情报，经分析整理后，源源不断地提供给红四方面军总部，由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审阅后，再用电报拍发给中央红军。由于中央红军的电台处在行军状态，方位不断变化，因此红四方面军电台坚持全天守听，定时呼叫联络，只要中央红军一宿营，接通电报，即不管昼夜，立即通报。
三、长征后的保密工作大检查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经一年的艰苦转战，长驱二万五千里，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中央红军完成长征。1936年10月，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会宁。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中央红军总部到达陕北后，中央根据193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干部及机关秘密工作检查大纲》的要求，及时对红军长征中的保密工作情况进行了检查总结。中央认为，各红军部队指战员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一路血战千百次，克服雪山草地险阻，经受饥寒伤病和巨大牺牲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危机，跨越十几个省，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在整个长征中，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对保密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就保密工作下发了二十多份文件电报，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要求每个干部战士把“保守军事秘密”变成自觉行动。机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特别是直接肩负保密工作任务的秘书、机要、通信、情报、保卫人员，严格执行保密纪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自觉保守秘密，在整个长征途中基本没有发生较大泄密事件，保密工作是成功的，经验是多方面的。
1.保工作领导和管理高度统一。从长征准备阶段就开始提出并实行机要、秘书、总务三统一的管理格局，为强化保密管理奠定了组织基础。
2.保密责任明确。全部密电、文件集中于军委一局管理，长征途中的运输工作由专门组织的运输队承担，各部队保密工作由红军政委负责，领导干部的文电由秘书具体管理，职责分明，任务落实。
3.保密制度严格。长征途中，环境险恶，长途跋涉，战事频繁，运输队减员严重，在文电制作、收发、销毁全过程实行的报批、管理，制度严格有效。
4.保密教育和监督检查有效落实。对行军经过的驻地、沿途，乃至厕所等地，事后都有人负责专门检查，凡发现有遗失文电和只字片纸及行军痕迹，都要加以清理和销毁处理。对人员进行严格管理，在一次行军途中，中央军委机要科一名干部因严重伤病，无法随军行动，军委机要科将其留下安置在一群众家中隐藏治疗。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严肃指出留下机要干部对保密极其有害，立即派专人将这名机要干部找回来。长征到达陕北后，机关和红军各部队还对所有的文件、电报进行清查，对开始携带的文件和途中产生、销毁的文电及到达陕北的存放地点一进行了保密检查。
1937年5月，中央军委还专门发出《征集红军历史文献史料的通知》，要求各机关、部队清理上交文件资料。通知发出后，上千名红军战士将行军途中因情况紧急交由个人保存或自动收捡的文件交至军委。
长征后，中央开展了干部审查工作。在审查干部时特别要求，将执行保密纪律问题作为干部审查的内容。在中央组织部发出的《保守党内秘密条例》中还特别规定，“不得随便议论党政军机密，不准小广播”，“任何人不得宣露关于红军的人数、驻地、组织、武器等”，不论什么人一旦泄露党和红军秘密，必须受到严厉的纪律制裁。
中央在检查总结红军保密工作的同时，还对白区保密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
四、南方游击战争中的保密工作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离开苏区后，留下来的红军部队继续坚持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游击战争。在游击区域，由于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敌我力量悬殊，能否坚持并完成中央的战略决策，保守军事秘密关系重大。
（一）转移中的保密举措
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又居无定所，留守南方游击队需要经常转移，每次军事行动都会面临新的情况，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并依据不同敌情和任务，审慎地选择行动方向、目的地和行程。当时，留守游击队在保密工作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出发前，检查营地有无遗落文件、字纸、军用物品，部队一旦开拔，要及时消除军队驻扎痕迹。指挥员必须对所有人员进行保密纪律教育。但行军路线、行动计划则不能过早公布，不能让游击队员以外的人员知道。
2.出发时，不准吹号，不准吹哨子，必要时还规定不唱队歌。行军时间大多选择在夜间、黄昏或拂晓，行军不走大路，多走偏僻小道，绕过村庄，不走原路，以免被敌人伏击。为迷惑敌人，向东行军时还故意先向西进，再绕回原定方向。需要带向导的，要求每队至少带两个熟悉地形和小路的向导，一个在队伍前头，一个在队伍后头，万一队伍失去联络，后续部队由后面的向导带路。还要教育向导勿泄露部队行动秘密，待至次日行动前才能让其返回家去。
3.在行动前，先派出侦察人员侦察敌人的动向；有袭击任务时，如发现相同方向有过路的人，要快速超过他，或使其暂留，与部队同行，以免走漏消息；发现敌人哨兵或零散敌人，如有袭击任务，则通告后头部队绕路行进，无袭击任务时，一律予以消灭。
4.行动时，部队必须保持肃静，行动要迅速敏捷，脚步不能太重，各队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不能把距离拉得过长，以防敌袭；休息时选择偏僻的地方，路上还要随时收容掉队人员，不使其落于敌手；设有路标的，部队通过后，由后面部队收回路标，消除行军形迹，如有马匹，后面的部队还应清除足迹。
5.所有人员必须着便装。夜间行军时，如遇黑夜，可以在手背系上白毛巾以示目标，全队人员要一个一个地跟进。行军中禁止使用手电筒和灯笼火把，禁止吸烟。
6.为保持联络，可以发出声音时，只能使用当地方言，或者以当地唱山歌的形式。
（二）宿营时的保密规定
为了保密，宿营地的选择必须具备战术上的价值，如高山等不容易被敌人包围的地方，所住的房子大小应选择与兵力相符的独立院子。在白区宿营时，尽量不要在村子中间及市镇的街心宿营，要尽可能在街道路口及村子外围宿营，如靠山更好，要派一军事哨占领山头，以便紧急情况时能迅速转移；要在宿营地三四里之处，安排三至四名士兵埋伏，防止敌探跟踪；要诡诈，如晚上在李村宿营，可预先在附近的张村或刘村假装宿营，到了夜间再转移到李村；半路休息就餐时，应选择在人少之处，队伍不要进人村庄，要在村子附近找一个隐蔽的小高地警戒；宿营地附近及屋内不能留下任何痕迹，禁止大声说话，禁止粘贴标语和散发宣传品，晚上尽量不要点灯。如果借房宿营，要先把房子围住，防止房东逃跑，然后假装借火讨茶等叫开门。如房东有反动的嫌疑，须派人监视，控制其行动自由。对外来生人，一律扣留，临走时才放行。队员们非有事不能外出，采购粮食必须派当地忠实工农；宿营时枪不离身，每一个宿营地最多只能住留两至三天，即须转移。
（三）哨位、哨兵的保密要求
哨兵的任务，在于监视敌人，警戒我军。选择哨位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在交通要道上，并且前面没有障碍物，视野开阔，便于观察；能隐蔽目标，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不能靠近水流声较大或者有其他响声的地方；要便于抵抗，且有较好的退路。
2.选择哨位，白天和夜晚要有所不同，白天要选择便于嘹望的地方，对哨位周边要做些布置，清除前方的障碍物，设置隐蔽物、简易便厕、路标等。
3.哨兵着装必须符合地形或者身边树木的颜色，如在露天下，枪支应隐藏在衣服内，假装成砍柴人或者农夫在休息。哨兵出发前还必须了解清楚敌人的情况、自己的任务以及经过的路线。去往哨位途中，要时刻留意周边情况和地貌，尤其对后方哨位位置及退却路线要特别注意。到达哨位后，对于地形地貌和前方的一草一木都要仔细侦察，刻人脑海。
4.哨兵警戒时，必须注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发现前方有可疑人、物或可疑声音，要立即报警；晚上若有接近哨位的声音，马上要求其停止，并问口号，如不应答也不停止前进则马上开枪；秘密哨位碰到这种情况，可以用乡下人的口吻问他来干什么，然后视情况控制或扣留；公开哨位的哨兵，白天可以任意立枪但不能托枪，晚上只许持枪或托枪；不准谈笑吸烟，也不准和他人言笑；要特别注意交接时的保密。
（四）“搭棚子打拼”
中央主力红军转移后，留守的红军游击队被迫转移到深山老林驻住和活动。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和意外袭击，他们创造出一种被称为“搭棚子打拼”的游击方法。
“搭棚子”是指在野外搭草棚、木棚居住，“打拼”则是南方“躲”的方言。“搭棚子打拼”的地点，要选择原来苏区群众基础良好的山区，有森林而复杂的山势作为依靠，要遵守一切秘密原则。位置选择必须有便于隐蔽的退路；要有很好观察的哨位，有很好的进出道路，且不易暴露目标；住地要经常转移，不能久住一地。
长征前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地旧址江西瑞金云石山乡梅坑村
“搭棚子打拼”要求每一个游击战士随时保持高度警觉，遇有一点征兆，都不能大意放过。由于随时都有被敌人袭击的可能，游击战士们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部队应注意轻装，笨重的、不必携带的物品应随时丢弃，不准小包变大包，大包变担子，以免妨碍行动。不论行动与否，都要保持战备状态，不准脱衣睡觉，衣物要随时捆好，以便有情况发生时立即行动。天没亮前要全部起来，早饭必须在天亮前吃完，哨兵要在天未亮时就出哨，夜间要有夜哨。部队人员非绝对必要，不准外出，以免敌人袭击时失去联络。在行军和途中休息时，均应做战斗准备，尤其要注意加强行军警戒和前卫的火力配备。各游击队均应备有活动地区的详细地图，至少应该有路线图和指北针。
在南方游击战争中，游击队根据当时敌人进攻的情形，规定在“搭棚子打拼”时，必须绝对遵守四条保密原则：不出烟（生火做饭不出烟，以免敌人在山上嘹望看见）；不出声（说话要小声，无事不准谈话）；不留脚印（以免敌人寻得足迹而随之跟进，走小路，走无路的地方，走水沟）；不得任意往来（无工作直接关系绝对不准往来）。此外，还制定了行军和行动时必须遵守的七条保密规则：选择时间不能随便行动；不走大路，专走山路，最好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以避免敌人的埋伏；过山坳最好从旁山爬过；随时根据路上所发现的征象判断敌情；夜晚行军要慢，以避免失去联络，绝对禁止打手电筒，行军距离要短，但行军时，尖兵须距离在10米开外，如发现敌情要在附近森林隐蔽起来；行军时绝对禁止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