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人民政权建设，开始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称“革命委员会”。在条件具备后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

中共中央早有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打算，1930年2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会议，仍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根据地及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部队，以及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计610名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由63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红色执政的伟大预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还发行货币，在所控制区域（即“苏区”）通行。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政府机关“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变更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动终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一领导全国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斗争，以争取政治民主、实现人民利益为目的，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及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为发动人民群众保障党的安全、保障红军军事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积累治国理政经验、锻炼执政能力的首次尝试。在保密工作方面，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针对当时政权机构所处的复杂环境，从国家管理保密工作的层面进行探索，积累了管理经验，培养造就了大批保密管理人才，为之后各个历史时期民主政权的保密工作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的保密措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为防止会议召开的信息泄密，确保参会人员，特别是领导同志安全，会议大多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即使是公开召开的会议，在会议筹备阶段也需要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充分做好保密工作。

1931年10月，上海党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去一份绝密电报：“党现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准备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须保证大会的安全，保卫措施应先行一步。”收到电报的第二天上午，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传达了中央电报精神，研究了会务工作。将大会会场拟定在苏区中央局驻地瑞金叶坪谢家祠堂。

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决定，11月1日至5日召开全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中央苏区政府和军队许多重要党员干部必须参加。11月7日至20日召开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参加这几个会议的代表除来自中央苏区外，还有来自与中央苏区隔离的各小块苏区及白区，也有外国来宾。

国民党南京政府通过情报部门门获悉共产党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后，如坐针毡。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特务头子陈立夫和军政长官何应钦接连派出多名谍报人员前往赣南、闽西，侦察苏维埃建国的时间和地点。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摧毁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让苏维埃政府胎死腹中。在这种情况下，大会的安全保密刻不容缓。按照中央的指示，担任代表大会阅兵司令的叶剑英部署了大会保卫工作：警卫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外线警戒，二是内线警戒。外线警戒由参谋部负责，在四周邻县交接处布防军队，各进出路口设立检查哨卡，并与内线警戒紧密衔接。内线由政治保卫处负责，以叶坪村为中心，负责十公里内的警卫工作，并与外线警戒密切配合。警戒的根本目的，就是严防会议情况泄密，确保会议安全。政治保卫处钱壮飞、欧阳毅执笔起草了大会保卫和内线警戒方案，主要保卫保密措施有：（1）军警联手警戒，严防敌特分子混人苏区窃取秘密和进行破坏。（2）设立假会场，转移敌人视线，确保瑞金叶坪村谢家祠堂真会场的绝对安全。方案经政治保卫处领导研究确定后，报送毛泽东审核。毛泽东看完会议保密保卫方案后，提笔在方案上签下了“绝密”二字，并连夜召集苏区中央局成员开会，研究具体警卫工作方案。

苏区中央局成员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指示由苏区政治保卫局邓发负责，在长汀设立一个假会场，并要求“一定要得到当地领导及群众的支持”。第二天，邓发就和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长钱壮飞、政治保卫大队队长吴烈赶往长汀县委机关所在地，找到县委书记李坚真，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并告诉李坚真，“尽管会场是假的，但必须按真的会场布置，目的是要借长汀的宝地，唱一出空城计”。布置假会场一事，在长汀县只能由当时在场的四人知道，多一个也不行，必须绝对保密。经过选择，假会场定在离长汀城不远的南山坝，这里空坪宽阔，树木稀疏，从空中俯瞰很显眼，易被敌机发现。县委书记李坚真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动员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一定要把“一苏大”会场布置好。

1931年10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境内突然多了许多生意人和讨饭、算命之类的闲散人员，听口音有的是外地人，有的是本地人。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政治保卫处的高度重视，于是马上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会议作出决定：各个哨位以及赤卫队、少先队把守的检查哨卡，必须严密注意各种动向，对无当地苏维埃政府路条的不明身份者一律立即扣押，由苏区军民看管，不得放出苏区，以免走漏风声。

10月30日傍晚，政治保卫处对已做简单布置的谢家祠堂进行了严格的安全检查，命令会场周围警卫工作由吴烈大队长负责，保卫大队二十多名警卫人员持枪站岗放哨，检查进出会场人员的特制有效证件，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入或接近会场。政治保卫处政委海景洲带领30名警卫人员，布控来往叶坪村的所有道路，检查来往人员路条，防止可疑人员进入村子。11月1日早上8点30分，参加苏区党代会的代表陆续来到谢家祠堂，每个参会人员均持特制的会议出人证，经警卫人员验证后，进入会场。毛泽东、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彭德怀、叶剑英、林彪等苏区党代表在接受证件检查后依次步入会场。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江西省瑞金县叶坪谢氏宗祠

11月7日，叶坪广场上的防伪装置已经撤除，露出空旷的草坪，一座木板搭成的平台掩映在古樟浓荫下。此时，长汀县南山坝的假会场已经按照预先部署，四周插满了红旗，几百张条凳排列整齐，整个会场布置并然有序。6点半，阅兵典礼开始。7点半，阅兵式结束。8点整，空中响起了防空警报。人群在红军战士的引导下，紧急有序地疏散。十几分钟过后，一群敌机掠过叶坪上空，朝闽西长汀县城方向飞去。顿时，长汀县南山坝的“一苏大”假会场陷入火海，在密集的狂轰滥炸下，霎时将会场夷为废墟。

二、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事实上存在两个国家政权机构，即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反动派极度恐慌，为了达到扼杀红色政权、消灭红军的险恶目的，他们在军事上对红军反复进行“围剿”，经济上对苏区实行重重封锁，政治上对共和国各级政府机关进行大肆破坏。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运行及保密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经济封锁，苏区的生存面临极大挑战。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管辖区域，通常称为中央苏区。当时的中央苏区是农业区，虽然有小手工业，但都规模不大，国民党反动派占据各大城市，经济实力明显强于苏区。苏区作为产粮区，国民党反动派无法在这方面困住红军，但苏区不产食盐、布匹，不能生产药品，苏区人民和政府机关及红军的日常生活物资，需要通过与外面的贸易解决。而国民党对这些生活物品及军用物资实行严厉的封锁。苏区农民分了土地，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但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茶叶、大豆等农产品以及政府组织开采的钨砂，出产的木材、樟脑、烟叶、夏布、纸张等产品卖不出去，而生活必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十分稀缺。苏区人民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解放，但经济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为了红军的生存和改善苏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政府不得不采取隐蔽措施，开辟和运用各种秘密渠道，设立秘密交易站，由苏区政府工作人员和红军假扮商人，或秘密联络、争取进步商人，或通过各种关系，采取极其隐秘的地下贸易方式开展贸易活动。然而，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阻止苏区与白区的交易，在所盘踞的集镇、圩市派重兵把守，对通往苏区的一切物资进行仔细搜查，企图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困死。他们还通过收买、笼络地方地痞流氓以及不法商人进行情报收集和破坏活动，打探、收集红白两区交易信息，尤其是对药品、食盐、布匹及可能用于军事的物资交易买卖，实行严格禁运。苏区有关交易的保密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保密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苏区人民、政府和红军基本物资保障。

2.政治破坏，政府及红军的安全遭受严重威胁。面对红军的发展壮大及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同时，不断派遣特务、奸细、暗探渗透到红军队伍和根据地党政机关中。他们有的以探亲访友为名，搜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工作人员及红军战土的情况和思想动态；有的伪装混人党政机关窃取文件；有的以小商贩身份为掩护打探消息，散布谣言；有的进行惨无人道的暗杀活动，严重破坏着我党及政府各级组织的凝聚力，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组织以及广大党员的生命安全遭到严重威胁，保密任务十分繁重。

面对复杂形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好保密工作。当时苏区政府提出，要筑就一道密不透风的保密“长城”。历次反“围剿”中，在政府的组织发动下，苏区群众一方面对敌人严密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又积极为红军传送情报。毛泽东曾专门签发命令：“地方苏维埃政府与一切地方武装组织，应广泛发动群众加入参战的各种组织，如担架队、输送队、向导队、侦察队、破坏队、洗衣队、慰问队、救护队等。”其中，侦察队、破坏队就是专搞敌军情报的，还有担负侦察警戒任务的赤卫队、妇女会、少赤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组织起了一张全民参与的保密天罗地网。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役中，苏区军民使红一、三、五军团几万人悄悄进入黄陂地区隐蔽设伏，敌人竟毫无察觉；1932年，时任中央军委巡视员的欧阳钦检查中央苏区后报告，由于“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据多次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将领万耀煌后来回忆，他率部“围剿”苏区时，群众在山顶树立竿子为红军通风报信，“国军前进，他们则竖起双竿，告诉红军隐蔽。如果国军人数少，则用此种竖竿办法指引红军进攻，此种情况，国军哪有不败的道理啊”。

苏维埃政府还充分依靠群众加强对敌军军事情报的侦察工作。其主要措施是在苏区普遍建立了地方赤卫队，专门侦察警戒，获取并传递情报。苏维埃政府对赤卫队侦探工作人员应具备的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凡当侦探的人不论男女老少要聪明，长于诡计，目灵活，动作轻捷，不怕死，不惊不慌，吃苦耐劳，忠实可靠。去做侦探的时候，最好是化装成做生意、讨饭吃、做僧道，利用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混进敌军驻地。要求赤卫队员注意收集以下情报：敌人部队的番号；主管官员的姓名；部队编制及其人数武器装备；何时何地动身，经何处到何处；敌人的行动及企图；敌军士兵是哪省人最多；敌人官兵的生活、官兵关系；敌军长官对士兵的欺骗政策；敌方的给养情况（有无米、盐、油、柴、菜等），敌人的卫生怎样（病兵多少）；敌方官兵对地方群众怎样；敌军构筑的工事怎样（何处做工事及其样式）；敌人驻扎地附近之地势及其布置（山水桥梁等）。

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苏区各级地方组织都派出了赤卫队骨干扮成小商贩或利用走亲访友、赶圩的方法，到白区探听敌情。针对敌人越来越严的军事封锁，赤卫队队员反封锁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当时，赤卫队员多扮成卖黄烟的小贩，事先把用白矾写好的情报纸包黄烟送给红军。赤卫队队员的情报收集工作，为红军取得历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关印章

除了广泛发动苏区群众参加赤卫队，依靠群众获取敌军情报外，苏维埃政府还积极争取白区群众通风报信，为苏区政府和红军提供信息。针对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联保连坐制度，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有区别的斗争策略。对敌保甲长、联保主任等区别对待，即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允许中间立场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充当“两面派”。苏维埃政府的这些灵活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国民党军一占领苏区，立即强制群众登记户口，编制保甲连坐，实行移民并村。面对这一情况，各地县、区委和乡村党支部及时组织群众干扰户口登记，安排一些不脱产、尚未暴露身份的村干部使用假姓名、假年龄、假分家，认孤寡老人为父母等办法去登记，破坏保甲连坐，掩护红军和游击队。同时，选派忠诚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打进去，担任联保主任、保甲长。这种“白皮红心”两面政权，明里应付国民党，暗里进行革命活动，负责交通联络，收集传递情报，变“白色保甲”为“红色联防”。那些有组织地分散转移到根据地边沿居住的人民群众，也想尽一切办法与红军和游击队保持联系，在深山密林里建造了许多“秘密寮”和地洞，埋藏粮食财物，实行坚壁清野，反对国民党军队的集中并村和封锁围困。为争取到更多的进步商贩，苏维埃政府还在商业政策方面允许白区内的商贩到苏区经商做生意，并保证安全，来往自由，买卖公平。这些措施使得到实惠的商贩不仅能够秘密供给苏区军民军需物资和民用生活品，而且为苏维埃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三、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保密工作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根据地军民的两个主要手段。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苏区人民的生存，红军的生存发展，党和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转，特别是要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等，都离不开必需的经济保障。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严格的保密措施，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难以形成。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经济保密工作方面，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

（一）秘密开展对外贸易

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对外贸易，实质上就是共产党控制区域（苏区）与国民党反动派控制区域（白区）间的市场交易，是一场经济上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特殊的环境，决定了苏维埃政府的对外贸易只能秘密进行。保密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对外贸易的成效。

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总结军事“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军事上继续“围剿”，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妄图消灭红军，摧毁新生的人民政权。赣州是距离中央苏区最近的城市，因此也是敌人封锁的重点。敌人在赣州各城门口、各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布置岗哨，对进出人员及货物进行严加盘查。同时还强迫老百姓沿城墙构筑工事，开挖十几米宽的护城河，并派兵封锁赣江江面。无论白天、黑夜，水上、陆地，敌人都有巡逻兵、流动哨、侦探四处活动。此外，国民党还在赣州地区及其他与苏区相连区域，实行保甲连环，对群众严密监控，到处张贴布告，严禁赣州商人与苏区通商。对食盐、布匹实行专卖，规定每人每月只供应食盐六两。对医疗器械、西药、中药材类及可能用于军事的物资控制则更加严格。抓到私运食盐、布匹、药材的，轻者全部没收，剃眉毛，罚苦役二至三年，重者则以“通匪”罪杀头示众。

敌人的封锁，造成苏区食盐、布匹、西药药材奇缺，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使政府机关和红军的后勤保障陷入困境。由于缺盐、药、布，人民群众和部队只好用香干萝卜水、腊坛水、辣椒干代替食盐做菜；红军、赤卫队员负伤，只能用南瓜瓤敷伤口，使用被单开水煮烫消毒后剪开做包扎。许多红军伤员因得不到及时医治，伤口严重感染，不得不截肢，甚至死亡。严寒到来，红军战士穿不上棉衣，盖不上棉被，生活极度困难。

为了保障红军供给，改善人民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打破敌人的封锁。党中央和苏区政府高度重视，动员政府部门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群众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材、樟脑、纸张、烟叶、夏布卖到白区去，再从白区购买必需的生活物资。为了使所有参加对外贸易工作的同志正确领会党和政府的意图，掌握特定环境下对外贸易的特殊规律，了解对外贸易的保密纪律要求，中央政府还专门举办了外贸工作培训班。在培训班上，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的专家讲授如何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知识和保密防范常识，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给学员作当前经济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开展对外贸易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复杂性，同时，详细讲解与白区进行贸易的政策要求和保密纪律，必须注意的方式方法，提出“物流丰富、交通便利、安全保密”的基本要求。

1933年春，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总局。总局设在瑞金，局长钱之光，副局长江亚民，后为刘秉奎。总局下设会计、保管、总务、采购、运输5个科。同时，按照“物流丰富、交通便利、安全保密”的要求，根据当时苏区周边地区的复杂情况，经过反复考察，成立了赣县江口、汀州、会昌筠门岭、罗塘4个外贸分局。其中，赣县江口分局最具代表性。

江口镇位于赣江上游，离赣州市60华里，是苏区与白区交界的地方，这个古朴小镇依山傍水，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每逢三、六、九当圩。在这里进行买卖，开展对外贸易理论上讲比较理想。于是，姚名锟局长专程赶赴瑞金向林伯渠汇报。林伯渠听后分析道：“江口作为古镇集市，历史上贸易繁荣，但现在处于战争时期，属于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白区商人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来江口做生意的极少。我们既要考虑安全，又要最大限度地开展贸易。”他说：“分局可以设在江口，安全有保障；交易点应该前移，选择距离赣州城更近一点的地方茅店，那里有利于与白区商人做生意。

1933年，是对外贸易大发展的一年。江口分局为了取得更多的进口物资，秘密派出干部深人赣州城内做各方商人的工作。赣州有一家最大的商号“广裕兴”，该商号老板的后台是广东军阀李焕奎和陈济棠，商号货源充足，生意较大。江口分局派人与老板秘密洽谈，以优惠的价格和最大的诚意订立协议，互派代表。“广裕兴”派一名小老板驻江口，江口分局则派一名干部，以店员的身份秘密进驻“广裕兴”，设立秘密采购点，组织货源。因此，江口分局的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每月进口物资都在百万元左右。苏区生产的农产品，由这里运往赣州。苏区急需的物资，70%都通过这里以各种方式从赣州采购，而后运往宁都、广昌、石城、会昌、兴国等地和中央政府各机关所在地及红军各部。

为了阻止苏区与白区的贸易，国民党不仅在赣州城内驻扎了一个旅的军队，城外还派了一个师的兵力把守。因此，即便是在赣州城内购买的物资，想要运送到苏区也是十分困难的。江口、茅店两地虽然交通便利，比较安全，但均位于赣江上游，是通往苏区的必经之地，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凡是去往江口方向的船只、车辆，敌人的检查都格外严格。

随着贸易不断扩大，物流量不断增加，为保障物品和人员安全，防止敌人拦截、抢夺，江口对外贸易分局群策群力，想出了许多巧妙的保护办法。

1.声东击西。按常理，凡是运往苏区方向的物资，如果走水路都是逆赣江而上。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分局改变运输方向，由原来的上水船，改为下水船，顺江而下，在经过赣州城后，再经赣县的储潭、大湖江、万安的良口、五索一带，顺流而下至白区南昌，这一带敌人防守相对薄弱。江口分局除牌子仍挂在江口镇外，又在储潭、大湖江、良口、五索等地设置秘密集散点，每个点配置3人，主要负责采购物资的秘密转移，把从赣州城方向运来的物资安全运上岸，再通过陆路交通秘密运送到苏区。

2.瞒天过海。一次，需运输一批从赣州城里买来的西药。这批药品虽然体积不大、数量不多，但特别重要，是红军战士急需的救命药品，敌人特别注意。秘密交通员找来三个可靠的渔民，商量后把西药装进密封的铁皮箱，用麻绳系紧吊在船尾底下，在水里拖着走，船头、船尾再放上几只鱼鹰，装成打鱼的样子，混过敌人的检查。三条渔船，出赣州城码头，顺江而下。没有哨卡的地方，就不让鱼鹰下水抓鱼，而是拼力前行；一旦发现哨卡盘查，他们就放下鱼鹰，用竹竿击水，一路吆喝，俨然一副抓鱼正酣的样子。

3.巧妙伪装。赣南盛产大毛竹，如采购到食盐，就用大毛竹打通整根竹节，把盐灌装进竹子里，再封住口，扎成毛竹排筏。一根竹子可装近百斤食盐。竹子装了盐，竹排就半沉不浮，敌人难以发现。到了晚上，竹排顺流而下，可一直到达安全区域。有的则把盐用坛子、瓶子装好封口，浮水送到对岸；有的群众将粪桶做成夹底或桶壁做成夹层，在夹底或夹壁层装上食盐、药品挑运出城，运往苏区；也有的在箩筐上面装灰，下面装盐，挑运出城；还有的把布条缠在身上，外面再穿原来的衣服遮住，偷运出城。因为西药针剂不能挤压，需要用安全保险的方法运送，于是妇女们假装做客，把药剂藏在手提糕点盒内提着出城。此外，贸易局的同志还用抬棺木出葬的方法运送：西药和军用品。赣州六合铺曾有一位老人去世，分局同志就和他的亲属商量好，把买到的货物放在棺材里，由外贸局的同志抬着棺材，死者亲属披麻戴孝，哭哭啼啼，抬运出城。

4.随机应变。江口外贸局和赣州胜记大布庄曾有一笔大的交易。老板告诉分局同志，有300匹筒子布正从清江运来，能否就在水上交货，免得运进城再运出来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觉。如是双方约定好交货时间、地点和办法。胜记大布店的货船走到苏区与白区交界水域的时候，分局同志就按事先约定特意打枪，船工迅速将船划向苏区对岸，安全完成交易。商家回去便谎称布匹在中途被抢劫。当时，货物在赣州城内价格便宜，而卖给苏区贵一些，商人一般都唯利是图，也乐意和我方做这种所谓“被抢劫”的交易。这样他们既瞒过了国民党政府关卡的盘问，又从中获得了更大利益。

（二）苏币设计防伪标识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仍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加之频繁的战争、敌人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根据地市场，市场交易十分困难，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政府财政收支也无法实现平衡。临时政府决定，由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的毛泽民负责苏维埃国家银行筹备工作。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毛泽民任行长，银行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设计、发行苏区货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

苏区货币依材质分为硬币和纸币两种，其中硬币有伍分、贰分、壹分三种面额，纸币有壹元、贰角、壹角、伍分四种面额。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均为横版，其票面图案布局为：票面上端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中间主图左右两侧花纹图框中标有票面面值（壹角币标在中间）；针对当时各根据地发行的代用钞票品种繁多、印制工序简单、容易被敌人伪造等缺点，该票面主图下边两侧的外文签字为暗记，是因防伪而特制的；纸币中间横框内有“凭票X张兑换银币壹圆”，标明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银洋的兑换券；票面四角花纹图框中均上下标有面值，纸币的印发时间在票背面下方；票面的编号多盖印在主图上方，以红色居多，其编号前的冠字则以黑色为主。

时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对苏币的设计和发行十分重视，要求设法找人精心设计一套像样的苏维埃政权货币。会画画、写得一手好字、富有艺术天赋的黄亚光进入了毛泽民的视线。

黄亚光是福建长汀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当时在闽西工农银行任职。毛泽民把他调到国家银行，负责设计纸币图案。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黄亚光先后为革命根据地银行设计、绘制了9套货币及公债券图案共70张（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银币券和硬币，是黄亚光为根据地专门设计的第一套货币。

当时，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破坏和严密封锁，缺少印制钞票的油墨、纸张等材料。1932年4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银行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才从厦门购买到部分印刷材料，又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用的笔、圆规、油墨和铜板。黄亚光首先设计的主图为工农集会、镰刀、斧头、梭镖、红旗等图案组成的伍分面额的辅币券。在设计贰角和壹元面额的纸质苏币时，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改为列宁头像。壹角和伍角币的图案均为传统的花纹图案。货币设计完后，由上海请来的一位雕刻老师傅雕刻在铜板上，送中央印刷厂印制（开始时用手工印刷，后改用石印机印刷）。

黄亚光设计的苏币

在设计货币图案时，毛泽东曾对黄亚光说，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苏区货币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黄亚光不负众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设计出了苏维埃共和国纸钞票样，送项英、毛泽民审核。在票样得到肯定后，黄亚光提出纸钞的防伪问题。毛泽民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立即召集项英、邓发等人共同商议，决定在钞票下方印上一行看似英文字母的文字，似是邓子恢（时任财政部长）和毛泽民两人名字的英文书写，其中几处不规范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写法，不仔细辨认很难看出其中的奥秘。银行对外宣称是财政部长、银行行长的英文签名，其实既不是英文字母，也不是汉语拼音。这种看似简单又违背常理的做法，就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的第一个防伪标识。

193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一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钞票正式发行。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全面封锁，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发行后，在市场上流通的情况并不好，仅在苏区范围内流通，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币不了解，产生抵触情绪，在白区则更是无法流通。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要求财政部和国家银行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被动局面，自己生产部分银元，既能在苏区流通，又可到白区使用，从而彻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于是，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中央造币厂的头上。

中央造币厂的前身是江西工农银行及其造币厂。江西工农银行的前身是东固根据地的东固平民银行。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建立赣西南苏区统一的财政经济和银行货币，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将原来的东固平民银行扩大为江西工农银行。中央造币厂在东固平民银行和江西工农银行时期，都仿造过国民党政府的钱币，主要是制造“袁大头”（头像为袁世凯）、“孙小头”（头像为孙中山）和“老鹰头”银元，这些银元制造出来以后能够顺利进入市场，在白区流通。国家银行和财政部领导经过商议，决定恢复生产这些币种。报请中央政府后，很快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同意，但要求“工艺必须改进，秘密绝对保住”。为此，国家银行对中央造币厂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制，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安全制度措施，制作了统一的出人牌证，标明各自的编号，人员凭牌证出人造币厂，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遣秘密保卫特派员，专门负责造币厂安全保密工作。

正当造币厂急需改进工艺、加快生产的时候，1932年3月底，红军在福建上杭击败国民党军钟绍奎部，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有一套铸币机和“袁大头”“孙小头”和“老鹰头”银元钢模。从此以后，中央造币厂开始采用机器铸币，进入了机械化生产时期，制造速度大为提高。为了进一步提高机器使用效率，机器铸币采取“歇人不歇机”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生产，每天生产五六千块银元，材料供应跟得上时，最多一天能生产一万余枚银元。这些货币，极大地缓解了红色区域内现金短缺的困难，满足了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军队和政府各项事业的需要，有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

（三）建立国家秘密金库

为应对战争形势的变化，确保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金融安全，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中央财政部决定设立国家秘密金库。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立即着手选址和建库工作。他首先考虑要依靠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于是找到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汇报了建库设想及希望政治保卫局协助安全保密工作的请求。经邓发与毛泽民认真研究，决定由苏区政治保卫局本着严格安全保密的要求负责金库选址。政治保卫局随即在长汀、石城两县境内进行认真调查，从社情、保密和交通等各方面条件进行权衡比较，最后选定石城县境内一个叫烂泥垅的地方，作为秘密金库备选地点。烂泥垅距离瑞金叶坪中央政府驻地四十余公里，地理位置僻静安全，交通比较便利，更重要的是周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社情不复杂，有利于安全保密。于是，经中央政府批准，确定在烂泥垅建立中央银行秘密金库。为了对金库进行安全保密掩护，中央银行针对当地樟树资源丰富的条件，决定在秘密金库位置建立一个樟油加工厂，在加工厂内建立隐秘地下金库。不久，烂泥垅樟油加工厂建成，上级安排两个“师傅”在这里打点生意，同时“雇佣”三五个临时工，规模不大，生意不算火红，也不萧条，不时有老百姓送来樟油加工原料，一切都非常自然，恰到好处。

而在加工厂内有个非常隐蔽的地窖，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秘密金库。两位打点樟油生意的“师傅”实际上是政治保卫局秘密派来负责安全保密工作的干部，他们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保密原则，又具备樟油加工技术专长，能够很好地以加工樟油为掩护，保卫着共和国金库。给加工厂送加工原料的人员中，时常有苏区政治保卫局和国家银行的干部，他们身着便装混杂于送原料的老百姓中，一方面秘密将银元送往这里保藏，另一方面也化装检查金库的安全保密工作。一天，毛泽民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两名同志化装成购买樟油的生意商，来到樟油加工厂，两位“师傅”对来人非常警惕，热情安排好“客人”在工厂门前落座后，就以介绍加工厂生产的樟油质量和讨价还价为名，想要摸清来人的情况，待毛泽民发出暗号，两位“师傅”对上暗号，查明来人身份后，才带领毛泽民一行检查了金库的安全保密工作，事后得到毛泽民的高度称赞。这个中央金库，从建库到红军长征撤离，先后保藏了上百万银元，无一差错，为苏维埃共和国建设和红军军事斗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苏区兵工厂的建立、发展及其保密措施

中央苏区兵工厂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军、地方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工业，由开始时“一把斧头、一把铁锤”的修械小组，发展到修械所，继而发展为修械处，最后成为中央苏区兵工厂，制造、修理大批武器弹药，为红军作战和革命根据地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苏区兵工厂在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的极其艰难恶劣的环境下，从小到大，从枪械修理到制造的发展过程，与严格的保密工作是分不开的。

当时，党中央认识到兵工厂对革命战争的极端重要性，考虑到兵工厂不宜集中在一个地方，决定将中央红军兵工厂分散隐蔽，把弹药科和枪炮科迁往于都银坑和兴国寨上。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后，中央军委为了便于领导和调配弹药，又决定将银坑弹药厂迁往瑞金。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对兵工厂工作和生产极为关心，陈云曾亲自到兵工厂了解情况，与工人、干部谈话，既在生产、质量、发明创造、克服困难等方面进行指导，还特别指出要做好安全保密工作，防奸反特，制定分散隐蔽和紧急情况下安全转移的各项措施。

红军兵工厂一般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工作。当时的情况不仅物资匮乏，处境艰难，而且时刻都面临着敌人的破坏。为了安全地完成任务，工作人员通常选择在夜深人静、逢年过节、天气恶劣时工作。如东固养金山修械处，一次由于任务紧急，工人们在除夕夜顾不上过年，趁夜把百余担“老土块”“老土砖”从东固附近的村庄挑到山上，平均每人来回五六趟。这些“老土块”“老土砖”是修械处制造子弹的主要原料。创建兵工厂时，修械小组为了避开敌人的注意，在严冬大雪纷飞或狂风暴雨的夜晚炼制土硝都是常有的事，这样，一般人很难发现工厂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