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坚强地站立起来，总结血的失败教训，开始寻求武装斗争的道路，秘密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意志和行动，宣告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革命的决心，树立起武装斗争的光辉旗帜。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自己的人民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南昌起义之后，按照八七会议确立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党又相继秘密组织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湖北、广东、江西、陕西、河南、河北（当时的直隶）等地的武装起义。各地武装起义中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发展的坚实基础，标志着党直接领导的军事工作的开始，党的军事保密工作也随人民军队的建立而产生。

一、红军保密工作的建立

红军的保密工作，伴随着党的军事工作和红军的创建发展，经历了初创时期、根据地时期、长征时期和陕北时期四个发展阶段。

（一）红军初创时期

从1925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成立，至1927年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这一阶段是中央军委初建阶段，也是我党军事保密工作的初创时期。中央军委的工作始终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的工作融为一体。正因如此，党的军事保密工作，实际上就是党的保密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发展，采取公开推荐与秘密选派相结合的方式，要求各地觉组织秘密选派共产党人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当时的中国，反动军阀势力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为防范军阀势力的迫害，根据党章的保密规定，当时要求选派和介绍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凡可以不公开身份的，一律不要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黄埔军校中共产党人的政治、军事学习和实践活动，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和组织。第一批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为我军卓越的军事领导人，为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准备了人才。

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时，正是军校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阶段。当时蒋介个石为发展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组建了以军校学员为骨干的两个黄埔教导团。此时，任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和周恩三来认为，我党也应当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经与孙中山商议并征得同意，由周恩来具体负责，筹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周恩来从黄埔一期毕业学员中，挑选了3名学员组成铁甲车队领导班子，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吾，还配备了一名政工干部曹汝谦，全都是共产党员。这支武装力量大约130多人，共产人和进步青年军人占绝大多数，名义上隶属于广东国民政府，公开番号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实际上是由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秘密组建的、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党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铁甲车队就是后来叶挺独立团的前身，也是南昌起义部队的骨干。组建铁甲车队，是我党最初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次探索和尝试，可以说是我军建军的源头，对后来我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具有一定影响。

周恩来在广东期间，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职务。在党内，他还秘密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等职。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周恩来为党的建设特别是秘密发展党员做了大量工作。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是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党的秘密党团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和发展党员；二是以黄埔军校左派青年军人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相培养发展共产党员；三是以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工作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工作。据史料统计，黄埔军校前六期学员和教官中，共产党员达八百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发展起来的。党员发展工作一十分保密。1925年年底，蒋介石在东征途中召开的一次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上，要周恩来把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党员名单和国民党党员加人共产党的人员名单都交给他。周恩来以此事必须请示中央为由，予以拒绝。这也说明，国民党并未掌握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发展情况。后来在蒋介石发动的“清党”活动中，陈立夫和戴笠（戴笠当时只是黄埔军校的一名普通学生，但已显示其特务才能）曾说，根本无法确定哪些人是共产党员。这说明当时发展党员的工作是非常保密的。

同一时期，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在城市，成立工会组织、组建工人纠察队、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在广大农村，成立农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当时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最具代表性）；在国民革命军和封建军阀控制的军队中，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兵运活动，用党的思想和主张影响有正义感的军事将领，扩大党的影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有这些，为党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之后参加南昌起义的由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20军、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正是受共产党影响并成为党能够掌握的革命军队。为保证党的军事活动顺利进行，当时中央要求，在国民党军；队中，凡是不必要公开的党员身份及其党的组织活动，均应严格保密，一律不得公开进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发表《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才可以保护下去和发展起来。这里所提到的“密函”，实际上就是强调在军事工作中，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

这一时期，中央军委处于初建阶段，党的军事保密工作尚未明确提出，也未建立起专门的组织机构，军事保密工作由中央局秘书兼管，与党的秘书、文书、机要交通、电讯通信等方面的保密工作一并进行，但已经包含了军事方面保密工作的内容。当时，党的军事保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党在国民革命军和旧军阀军队中的组织发展、政治影响和秘密活动提供安全保障，保证党的军事准备工作顺利开展。

南昌起义的保密工作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在上海和武汉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始于1924年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惨遭失败。血的教训使共产党人明白，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应对武装的反革命。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联合张发奎，指挥的国民党第二方面军重回广东，汇合当地的革命力量，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7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前往江西九江，秘密进行起义的相关准备和发动工作。7月20日，李立三等领导人发现张发奎已与汪精卫勾结，站到了反革命立场，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无法与之联合。于是，他提议由我党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举行武装起义，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临时中央根据李立三等人的提议，正式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李立三先后在九江等地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商议武装暴动。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也为了武装起义的保密，中央及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9、第11、第20军共三个军。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

由贺龙、叶挺领导的大批部队及我党大批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将之扣留，并解除兵权。同时令贺、叶所部集结于九江至南昌的德安，再调集三个军的兵力将其包围消灭。

汪精卫、张发奎的这一阴谋，被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军情紧急，叶剑英果断连夜约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4人到九江甘棠湖划船。在一艘小船上，叶剑英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告诉了他们，叶挺、贺龙得知处境危险，决定立即举行起义。甘棠湖上的这次秘密会议，史称“甘棠湖密议”，又称“小划子会议”。

会议经过短时间磋商，作出三项决定：（1）贺龙、叶挺不上庐山；（2）不接受张发奎调贺龙、叶挺部队集结德安的命令，部队立即乘火车开往南昌；（3）叶挺所部先行，贺龙所部紧随其后行动。这次“甘棠湖密议”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及时到达南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月26日，贺、叶部队依次转移，沿南浔铁路开往南昌。7月28日，汪精卫召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等人开会，紧急密商“清共”行动，决定：（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逮捕其负责人；（3）在第二方面军各部立即“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共产党领导人，逮捕包括贺龙、叶挺在内的第二方面军中全部共产党人。叶剑英参加了这次会议，得知内情后立即派人下山向恽代英等人通报情况，要求所有列人通缉名单的人员迅速撤离九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如无胜利的机会，则不可举行南昌暴动。”中央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南昌，传达上述指示，并参与行动决策。张国焘于7月30日到达南昌。他对起义能否成功表示怀疑，仍极力主张拉拢张发奎，并坚持认为“起义无胜利把握，是盲动”。这一意见遭到几乎所有同志的反对，因为张发奎在玩弄两面手法，他拥汪反共的面目已十分明显。当时，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南昌起义已准备就绪，如果改变拟定计划，必将带来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于是，李立三找张国焘谈话，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起义的保密问题。他谈到，现在知道要起义的党内党外人士已有一百多人，一旦消息泄露了，不仅难以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甚至整个起义计划都会流产，组织发动起义的所有共产党人，可能连命都保不住。李立三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张国焘了解到起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一些实际问题，他最后表示服从多数意见，于是决定8月1日凌晨4时发动起义。

7月31日晚10时许，一个紧急情况再次改写了历史。此时，第20军第一师一团三营副营长、云南人赵福生，偷偷溜出正在准备战斗的部队，潜入滇军朱培德的军队。一个正在执勤的士兵，发现赵福生鬼鬼崇祟地钻进了敌军指挥部，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贺龙指挥部。此时，朱培德的部队中，朱德正宴请第三军在城里的团级以上军官，以稳住这支敌军，掩护起义行动的顺利进行。赵福生偷偷潜人朱培德部，正是他接到起义命令后跑来告密的。敌军的几个团长听到这个消息，纷纷离席告辞。朱德当面不便阻拦，但他在宴会结束后火速赶到第20军指挥部，将叛徒告密的情况告诉了贺龙。贺龙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前委，前委经过紧急研究和分析后认为，起义绝不能停止和推迟，只有提前才能确保安全胜利。因此，原定于8月1日凌晨4时的起义提前两个小时，改为8月1日凌晨2时。

南昌起义（油画）

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城内国民党守军三千余人，占领南昌城。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

八一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决定起义，历时近20天。从武汉到九江，从九江到南昌，途经地点之多、涉及人物之广、耗时之长，这期间如果没有严格的保密措施是绝对不行的。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组织的次大规模军事活动，整个起义多条线同时展开，环环相扣，密切配合。今天，虽然找不到任何起义过程中有关保密工作的史料（如涉密活动保密方案），但从整个起义活动看，能深深感受到起义的保密工作是极为严谨、严格的，从中可以看到每个置身其中的领导人、起义将士对保密的高度认识。

刘伯承秘密赴南昌参加起义

1927年7月，刘伯承从四川辗转到达武汉，下榻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刘伯承是川中名将，被尊为“军神”，一到武汉就备受各方关注。川军故旧、党政要人、左派、右派，包括蒋介石、汪精卫的说客，纷纷前来拜访。7月12日，刘伯承到武汉的第二天，《国民日报》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之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闻刘氏拟于日内向中央报告死守泸州经过及出川情形。对于川事，亦将向中央有所建议。”报纸所指的“向中央报告”，是指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武汉国民政府报告工作。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格言，为人处世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从1923年开始，他受早期共产党人吴玉章、杨閽公的影响，接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但一直到1926年5月，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承这次到武汉名义上是向国民党中央报告工作，接受国民党中央“嘉奖”，并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但其真实目的是到武汉找共产党中央，向中央汇报工作，请求工作安排。

到武汉不久，刘伯承就秘密拜访了他的人党介绍人吴玉章。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到了武汉，很快邀请见面，与之座谈。刘伯承了解了各方面情况，得到中央明确指示后，就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有意淡出舆论视线，听候党中央安排。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决定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工作。此时的周恩来在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助手，这个助手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还要有很强的军事指挥才能，于是他想到了刘伯承（因刘伯承是川军名将，之前与朱德秘密组织发动了泸顺起义。该起义行动为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发动，可以称为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刘伯承得知后表示坚决听从中央指示，担任南昌起义参谋团参谋长。为保守秘密，迷惑敌人，避开舆论和公众视线，刘伯承在秘密乘船前往九江的同时，特意在武汉《国民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就在《国民日报》刊登这则消息的当日，刘伯承已在前往九江的江轮上了。此次刘伯承的整个行踪极其保密，不为外界所知。

（二）根据地时期

1927年9月至1934年10月，为红军保密工作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红军从建立到迅速发展壮大，中央苏区根据地及各地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在军事上重点开展了五次反“围剿”斗争。1927年9月，毛泽东根据中央决定组织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同期，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东江、琼崖、陕甘、川东、苏北、浙南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十几支红军部队军一级建制逐渐形成。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根据地红军，先后经历五次反“围剿”的艰苦岁月。这一时期，是红军保密工作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红军保密工作不断健全完善，有力保证了红军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胜刊。

 

在组织管理方面，随着红军的建立和发展，保密工作组织管理相继做过几次重大调整。开始阶段，红军建设的重点是扩充战斗部队（又称“扩红”）和建立红军军事指挥系统，保密工作主要由中央和地方党的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具体工作由党的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1930年3月22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告第九十九号一党的秘密工作问题》的通告。同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给各省委指示信一秘密工作问题》指出：（1）将“秘密工作建立于日常生活中”。不论是党的机关、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部队，也不论是工作、建设与作战等，都必须做好保密工作，做好反奸防谍工作。（2）秘密工作委员会应经常深入各地方、各机关和各部队“检查秘密工作，如对秘密工作有疏忽者，应予以纪律之处分”。（3）党员在工作、战斗中不幸被捕后，可以“公开承认是革命战斗之一员，这样才能更给予群众以好的影响，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但决不应供出任何机关、任何同志与任何线索”。（4）共产党员“在凶险的战斗中，勇敢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领导斗争，不容有丝毫的躲避和畏缩，但同时亦不容有丝毫脱离群众的冒险与英雄好汉的拼命行动。一切不顾环境忽视秘密工作的观念，客观上都是便利敌人”的错误行为。（5）“党内一切秘密技术，如文件的传递、开会的技术、信件的书写，以至每个同志在群众中活动的方式与说话的技术，都必须详细研究并适应环境，力求进步。”这些文件对保密工作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党和红军对保密工作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1928年11月，红四军前委设立秘书处。此后，红军各部队自上而下相继配备秘书长、秘书主任、秘书、技术书记和文书。红军的具体保密工作由秘书部门或文书、秘书工作者承担。其具体任务是：（1）负责全军机要保密工作。包括电台和密码的管理，秘密文件的处：理、保管，部队实力统计、编制统计表的设计和人员名册、履历表等。（2）在文电保密工作方面，对下级部队进行业务指导。如部队编制表格如何制定、花名册如何填写、履历表包括哪些内容、请示报告怎样写等。比较重要的问题，则以部队首长名义下达命令。例如，为了保护文电秘密材料的安全，1930年年底，毛泽东、朱德签发了《红字第11号命令》，规定临战前“各团连之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师部去”。（3）建立红军交通网。为加强红军上下级的密切联系，保证红军各部队能及时收到上级的秘密文件和命令，1929年11月23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军事部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在布置扩大红军的同时，还特别指示红军各部队要建立与健全交通科。红四军及其他部队先后在赣南、闽西、粵东等地建立了交通站，各军和各边界省委、特委建立了规模不等的交通站，负责秘密传递文件、传达命令等任务。红军各部队在未建立电台前，上下之间行文全靠人力徒步秘密传递。传递方法为：甲站送到乙站，乙站送到丙站，一站接一站，采用“逐步转送”的方法。特别秘密的文件，则由武装护送。秘密交通站的设立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常用的，配置武装保护；一种是秘密备用的。备用的交通站只有高级首长路过或上级特别指示启用时才能启用。红军交通员除传达命令、传递文件外，还承担为来往干部带路、护送的任务。另外，交通站还担负化装侦察和报告敌军情报消息等任务。

1930年8月至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相继建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及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统管全军。并在师以上机关建立了政治保卫局、保卫处、保卫科，团级政治处建立了保卫股或保卫干事，保密工作具体事项转由红军各级保卫部门兼管，体制上仍受中央局、省委或特委秘密工作委员会指导。

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反“围剿”军事行动，为适应日益严酷的斗争需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部联合设立一局、二局、三局，分别管理作战、情报、电讯工作。在红军各部队的编制中，设有作战室、侦查科、秘书处、机要科。这些部门的业务工作保密，是保密工作的重点任务，红军保密工作根据涉及的业务分别由相关的涉密业务部门管理。

（三）长征时期

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50万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中央苏区。我8万余红军指战员顽强抗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军事斗争。但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加之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推行“分兵御敌”、以阵地战为主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很快陷于十分不利的局面。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经历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为适应战略转移的恶劣环境和复杂情况，长征前，中革军委决定实行秘书、总务、机要“三统一”管理模式。情报工作统一由军委二局负责；保密工作主要由机要和军委二局按各自业务分工负责管理。在整个长征途中，为严肃保密纪律，中央军委及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分别下发了20多份有关保密工作的文件，传达到全体红军指战员。保密工作严谨细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泄密事件。

（四）陕北时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继完成长征，与中央红军会师。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央和红军逐步走出困境，进入快速发展并掌握主动的重要历史转变时期。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及时组织了保密工作大检查活动，对反“围剿”及长征中的保密工作进行了全面清理总结，为建立新的保密管理制度，保证我党我军粉碎国民党新的“围剿”，立足陕北，快速恢复和发展壮大，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红军保密制度的建设

在红军保密工作建立和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红军保密制度和基础建设方面，倾注了很多精力，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当时，文件、电报是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指令，传递情报、信息，指挥军事行动的主要载体。为加强文电保密工作，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相继制定下发了一系列保密制度规定，要求红军各部严格执行。当时规定，凡是有行文关系的单位，都必须执行领导人审批文电制度，由领导人对文件、电报的政治、保密、文字等方面严格把关。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军事文电由司令员、政治委员负责审批签发，政治工作文电由政治部主任签发。批发文电时，如果起草人未在草稿上注明“普通”“机密”和“绝对机密”字样的，审批人应补填上。由于红军初建不久，领导人的字迹还不能为秘书工作人员所熟悉，为防止假造，中央规定，一切发文不仅要有首长署名，还要加盖领导人个人印章。当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和红军总部各位首长都刻有方形印章，以供签发文电使用。

为防止丢失文件和被敌人劫夺文件，中央要求红军各部队必须采取严密措施。

l.部队在临战时，先将一切文件上交领导机关。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11号命令》中规定，各团、营、连文件交到师部去以后，一般连队除作战参谋或文书可携带花名册、登记簿等以外，其他文件概不长期留存。为防止红军部队在行动中丢失文件，也为解决红军经常行动不利保管文件的问题，命令还要求文件可集中起来，交地方党委秘书部门代为保存。

2.收集分散文电。中央认为，文电下发越多，分散面越广，失泄密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些文电虽然已经用完了，过时了，但如果被敌人得去，也会从中找到红军行军作战的特点和行动规律，获取我军秘密。1931年4月17日，毛泽东、朱德、项英联名发出《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决定》，以叶剑英、黄公略等13人组成红军文件材料征编委员会，搜集红军制发的一切历史文件、材料、信件、照片、书报刊物等材料。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史料，为当时出版的《军事通讯》《红星》《红色战场》《政治工作》等刊物提供材料；另一方面可防止文电资料流失，造成泄密。

3.指定专人保管文电。当时规定，红军各部队都应配专人管理文电，各部队接收上级发来的和自己形成的文电，用完后都必须交文书、秘书统一保存。如1931年，中革军委抚恤委员会颁布的《红军抚恤条例》中规定：抚恤委员会设秘书1人，负责“处理一切文件档案”

4.搜集敌人的情报。要求红军设法搜集敌方秘密情报和各种书报刊物，包括文电材料，以供指战员了解敌情、掌握动态所用。1931年3月17日，毛泽东、朱德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1号命令》中指示：各部在战斗中或打了胜仗后，应立即派人去搜寻敌军的“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密码”等，为我所用。

1933年9月18日，中革军委颁发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保持机密问题的训令》，是全面规范红军保密工作的重要文件。训令指出：（1）全军都要提高警惕并加强保密观念。红军部队必须坚持“秘密、迅速、坚决、干脆的作战基本原则”，“讲求秘密更成为争取胜利中一个先决条件”。（2）红军每个指战员都应严守军事秘密，军事活动中行动上的“伪装”“隐蔽”“佯动”“假设”等都要绝对保密。（3）除每个指战员都应重视保密工作外，凡涉及军事秘密的文件和电报，要在开头注明“军机秘密”字样，或在文件末尾附记“军机重要，万勿遗失”的字样。

鉴于机要工作的突出重要作用，训令明确规定了机要工作范围：

1.作战室、保密室、机要科、秘书处等，是处理军机要务的主要机构，均为机要单位。战时要重点保护这些单位；驻军时要与居民及其他单位相隔离，特别是“机要科非本部的工作人员须禁止进出”。

红军各部都把作战室作为重要的机要部门。1933年9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保持机密问题》的训令中，专门对作战室提出了八点保密管理要求：（1）在“秘密、迅速、坚决、干脆的作战基本原则”指导下，作战室在前线负责指挥机关的一切保密工作。（2）协助参谋长执行战略决策，在“推进”“后撤”“伪装”“假设”“佯动”等方面注意保守秘密。（3）对指挥机关位置的选择、标志暗号的使用等要周密布置，既容易联络又不得暴露指挥机关的目标。（4）教育通讯员在递送公文时，“不得在路上大声询问指挥机关所在地”，并告知通讯员所走的路线‘及在各种时机保守秘密之法”。（5）“电话通讯特别要讲求技术上的秘密，特别要防止敌人窃听。必要时可用代号、暗语和密码来通话。”（6）在用号音（即军号）进行通讯联络时，“也需要互相调换通常的号牌子”。（7）“作战文件须慎重的处理。”无论是作战命令或其他号令，都要严加登记、管理。不论遇何种险情都要“保持绝对秘密”。（8）部队“每次出发指定专人检点一切文件，烧毁一切废纸”，不留任何破绽。

2.军事文电处理是机要工作的重点。这些工作主要包括：（1）作战文件、电报的起草工作。文电发出后底稿应妥善保存。如果是印刷件可留存，其他草稿及多余份数“一概烧却”。（2）传达上级指示，不论是文件或电报，只可传达允许下级知道的事，无关的文电不得传达，知密面越小越好。（3）“各种统计图表及花名册须作机要文件保存。”过去强调电报是“机要”，现在加上“机要文件”。文书处理与办报工作均属机要工作范畴。（4）“电报、密码、口呤、信号”等，仍然属于机要工作范围，不仅对外保密，在内部对“其他工作人员相互间亦须保持绝对秘密”。（5）保管机密文件和电报的专门人员，称为机要员或机要秘书，必须重点进行保守秘密的教育。（6）要加强作战文件、电报的承办工作。（7）通讯联络工作，包括通讯员、交通员、电话员、司号员、机务员、报务员等的工作，均属机要工作。

3.指挥机关值班室掌握作战日记、号令簿、兵力部署图、部队番号、部队编制和序列、臂章符号的管理及战略和战术、战役布置等，这些也属于机要工作范畴。

1931年11月至1934年9月，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先后下达十余份有关机要保密工作的文电。1931年11月，中革军委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工作条例》规定：（1）高级军事机关的首长和秘书长可集体办公，集体办公处由“秘书长一人、技术书记一人处理日常事务”。军委所属各部委不设秘书处的，“由秘书处理一切文件档案”。（2）实行文电批签制。原则上各单位发文由单位首长签批，各部委文电由部委首长签批，中央军委文电“必须主席亲自签名”。凡首长批准同意发的文件，均应写上“军机秘密”或“普通秘密”字样。（3）实行保存文件留存根制度。鉴于过去有些单位文件发出后，底稿被烧毁，事后再用时却查找不到了。为此，中央军委规定：以后“办理一切文件，必要保存根据”，发文要有登记，要存底稿；开会要做会议记录。（4）文件下达后，要检查下级执行情况；收到文件后，要检查处理情况。凡不执行、不处理或出现丢失、泄密者，要追究责任，执行纪律。

在反“围剿”斗争期间，国民党情报机关相继派出大批情报人员，潜人苏区根据地进行间谍情报活动。为确保我军事秘密，赢得反“围剿”军事斗争的胜利，红军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都高度重视军事行动保密工作。红军总部一再强调，军队隐蔽埋伏要依靠苏区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为真正把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各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配合军事行动做了大量工作，一般都是在上级统一安排下，适时部署赤色戒严，封锁消息。戒严时，实行特别通行证制度，没有通行证的，任何人都不得通行。形迹可疑者予以扣留，对小商、贩客要严加盘查。对戒严区域内的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分子，实行严格管制措施，选派精壮勇敢、忠实可靠的工农分子进行监视。地方党组织还按不同年龄，将苏区群众编成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协助红军设立关卡，盘查来往行人，担负站岗放哨任务。在山顶设置嘹望哨，路口设置明岗暗哨，派出巡逻人员，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还组织民兵武装力量，破坏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和桥梁，使敌人不易进入苏区，并随时扰袭敌人，保证红军隐伏，即使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也不走漏半点风声。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由于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使红军创下在东固地区隐蔽25天未走漏半点消息的奇迹。东固位于中央苏区的中部，与吉安、吉水、兴国、泰和、永丰等五县接壤，离各县城约50公里。全境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峰峦叠嶂，绵延百里，山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大米、茶油、竹木、药材等，有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具备屯兵集结的良好条件。

东固有着极好的群众基础。1927年9月间，东固地区曾爆发震动赣西南的东固暴动。到1928年春，东固党的地方组织发展到7个支部，共产党员达60余人，红区范围达50余华里，是继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之后形成的又一红色区域，成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和“群众斗争的代表”。第二次反“围剿”时，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红军主力埋伏在东固地区。东固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策应红军行动，在红区内实施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帮助红军解决给养，使红军部队得以养精蓄锐。从1931年4月20日到5月15日，红军主力整个部队埋伏在东固地区长达25个昼夜。5月15日，红军开始军事反击，成功伏击国民党公秉藩28师大部和47师l个旅，而后由西向东横扫700里。在16天的反击中，五战五捷，共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红军部队行军时，要求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中，红军部队能杀出重重包围、征服千难万险，这与红军官兵视纪律高于生命的观念和严守保密纪律的自觉行动密不可分。当时，为了保守军事行动的秘密，大部队军事转移都选择在夜间进行。行军中，要求将一切发光的东西都隐蔽好；凡是在月光照射下会反光的物件，都要用炭灰涂抹成黑色，白铁油桶用烟熏黑，白马穿上伪装衣；凡是会发出响声的工具，如铁锹、锅铲，都必须扎得紧紧的，马蹄子也用布包好，以免路上磕碰发出响声。行军纪律异常严格，不准讲话，不准咳嗽，不准吹号，不准吹哨子；前后联络用扎在左臂的毛巾作识别，不准设路标，岔道设置标兵；要求各连队从当地老百姓中挑选可靠的人组成行军向导队，地方政府对向导人员进行严格审查。为掩护大部队行动，一般都会先派出一支小部队白天行进，以迷惑敌人视线。行军时，掩护部队要拉开距离，尽量虚张声势，千方百计吸引敌人注意力。通常是红旗招展，人喊马嘶，走走停停，不即不离，紧紧牵制住敌人的鼻子。

1931年7月，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又调集大量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战前，红军总部利用缴获的公秉藩部100瓦大功率电台，截获了蒋介石给“围剿”前线总指挥何应钦下达的总攻密电。红军主力在兴国集结。7月31日，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在夜幕的掩护下，3万红军战士凭借高度的行军纪律，在一夜之间穿过了敌军4个师中间40华里的空隙地带，迂回到敌后。在5天之内，取得黄陂战役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而后，红军主力又夜行百里，到君埠地区集结。这次，3万红军主力再次从敌军不到20华里的狭小空隙中成功突出重围，最终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十二军领导人杨至诚曾回忆说：“贯彻毛总政委的指示，使敌人再犯一次更大的错误，这就是我们十二军的任务。因此，全军上下都一致行动起来，为敌人设置很多‘圈套’：在我们行军的道路上，每逢岔路口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由此向北’等，一到宿营地，便忙个不停，只要会写字的，都拿起粉笔号房子，见门门就写上‘某团某连驻此地’。在显眼的地方，还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前面找我，有要事!’落款是‘某师某某’，名字是随手编的。部队番号，只要红军有的，随意写就是。”国民党的十余万大军，将其误认为是红军主力，紧跟在后追赶，弄得疲惫不堪。

部队行进移动保密的另一个经典战例，发生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当时，红军主力从南丰突围后，派出红十一军由新丰街渡河东出黎川，执行钳制敌军第三纵队的任务，并迷惑第二纵队，吸引敌军主力。我红军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出其不意，迅速击破敌主力第一纵队，取得全歼敌52师全师、消灭敌59师4个团、活擒敌两师长的重大胜利。在行动中，红军坚决执行“迅速、秘密、坚决”的战术原则，使敌人始终不知红军主力究竟在哪。

三、红军无线电通信和密码通信的创建与管理

机要通信历史，是党的保密工作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机要通信密码始终是党和军队的核心秘密，保护密码安全和做好机要密码通信保密，是党和红军保密工作的重要内容。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在发展密码工作的同时，在机要密码安全保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始于1928年。1928年前后，中国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一方面，党的组织处于极端白色恐怖险恶环境下；另一方面，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当时，中央为了使分散隐蔽在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和各根据地的工农武装队伍能及时、准确、秘密地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命令，使中央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各地斗争和党政军工作情况，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筹建党的无线电通信工作，组织学习无线电技术，研究密码编制方法和密电翻译技术。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从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学生中选调十余人，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6月，中央又选派涂作潮、方仲如、毛齐华、陈宝礼、程祖怡等去莫斯科学习无线电技术。涂作潮回国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与张沈川一起在，上海组织训练班，培训密码通讯干部。他们一方面筹建秘密电台，另一方面以开办电器公司的名义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训机务员、报务员和译电人员，然后输送到红军各部，成为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始人和骨干。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军委与党中央秘书部门互相配合，相继举办无线电技术训练班、秘密交通员训练班，对秘密技术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培养训练我军机要保密干部。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文件密写技术、暗语代号使用技术、文书处理技术、文件传递技术，机务、报务和译电技术，密码研制与管理技术等。红军中的秘书人员、机要人员、保密工作干部，如曾三、宋侃夫、余泽鸿等，都是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培训培养后，选派输送到各地红军部队中去的。

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广东、香港建立电台。1930年1月15日，在香港建立的电台开始与上海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后改为中央南方局）开通电报通信。这就是我党无线电通信的起步。

红军电台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龙冈战役中（该战役全歼国民党第18师2个旅及，师部共9000余人，活捉敌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缴获敌军的一部收发报机，但红军战士因不知道是什么设备，故将其砸烂。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今后作战中“凡缴获的一切物品，不得破坏，一律上缴。对被解放的电台专业人才，也要给予优待，量才录用”。王诤原是国民党张辉瓒部第18师电台台长，经说服愿意参加工农红军。他对砸坏的收发报机连夜进行了修理，但因破坏严重，修理后只能接收新闻和国民党军队电台传输的情报，不能用于发报，被称为“半部电台”。

红军总部在《攻击进占龙冈之敌张辉瓒师的命令》中指出：“各部须注意搜集西药，无线电亦不准破坏。”1931年1月1日，红一方面军在《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1号命令》中又指示：在进攻谭道源部“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缴整套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在这次作战中，又缴获一部15瓦功率无线电台，战士们将这部电台完好无损地送到红军总部。从此，我军有了自己的一部半电台，并收编了几名机务、报务和译电员。之后，红军各部队都效仿红一方面军的办法，命令作战部队注意从敌人手中夺取电台和密码，收编机务、报务、译电人员，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系统。1933年，我党我军共有37部半电台（主要都是在作战中从敌军缴获的），这便是我党我军密码机要的最初状态。

第一部电台

中央苏区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最早的无线电通信，是在1931年9月15日深夜。这份电报的内容是：（1）中央苏区向中央报告任弼时等同志安全到达中央苏区。（2）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名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周恩来既是我党我军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是我党我军机要密码事业的创始人，可以说是机要密码专家。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自编“豪密”，其先进程度超越了当时国民党的密码编码技术（当时国民党密码属于世界先进密码之一），后被广泛用于党和军队的密码通信。

1932年7月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在指示中指出：“无线电通信要算是最敏捷的方法了，不过无线电通信同时也是最容易使敌人侦察和偷译的，因此要最少限度地用它……用六百多字的长篇电文拍发各电台，致妨害各电台与军委电台的重要通信（安全保密）……特规定七条无线电通信规则，望各高级指挥员遵行：（1）密电码本必须交忠实可靠的译电员、共产党员（或团员）随身保存，并要注意保护此译电员，免他掉队或失散，且禁止其到与敌接近的火线上去，战时译电员随高级指挥机关走，要有人随他，以便万一他伤亡时取出密码电本，万一遗失，必须立即报告，特别是各军用的密码。（2）凡报文先头有XX亲译字样时，译电员必须交给高级指挥员亲译，译电员对密码本要特别注意随身保存，要看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3）以后发电要分A、B、C三等……等限即刻发、即刻收、即刻译、即刻复；B等随到随发；C等待A、B发完再发。（4）电报文字要简短……（5）发A等电报时，应先半小时通知各台准备。（6）现在军事紧急时期，各无线电台要通夜工作，由军团和军两级参谋处督促切实遵行……（7）各军通报只限于必要的敌情与行动方面的电文，不重要的不要通报……”

1932年12月1日，朱德、周恩来就建设密码通信作出重要指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通讯工具，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面前，必须使电队之组织与工作更加健全起来。现决定各队经常随带两个月用的洋油，望随地收集并择健壮之运输员拨至电队，增加人数达七十至八十名。电队监护兵须调足一排……译电人员必须以阶级坚定的积极分子，最好是工农分子充当，还须经过政治部的负责考察，切勿以其为技术人员而加以丝毫的忽视。至要至要!”

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部分教员、学员

红军非常重视培养机要人员的工作。一方面，对俘获或投诚敌军中的无线电技术人员进行政治教育，使其改造成红军机要员；另一方面，在《红星》报上刊登广告，招收吸纳人才，采取各种办法物色机要人员。1931年1月20日，红一方面军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出《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指出：（1）建立无线电队大有好处，“我们成立了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察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了不少的帮助，我们现在要更积极地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2）各军团都建立无线电队，以便与红军总部、与上级党的领导“通讯灵便”。（3）建立电台和无线电队，“使我们容易得到外面的以至国外的政治消息”。（4）还需要“更能封锁敌军的电台，侦察其行动”。红军总部还要求，中革军委秘书处和其他各军团抽调1至3名年龄在14-23岁、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男女战土到总部学习无线电技术。学期4个月，结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

另外，业务训练与保密教育同时并举。1931年，红军还建立了瑞金无线电学校，要求把电讯业务训练与机要保密教育相结合进行。当时规定：（l）电讯业务、译电人员必须随部队首长行动，对部队行军、作战、战略意图、战役指挥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做到“守口如瓶”，决不外漏。（2）密电码必须由部队政委保存，而且要经常变换使用，以防丢失或被敌人破译。每个译电人员对密电码“要有同自己生命一样重要”的责任心。（3）凡报文有“首长亲译”字样者，译电员必须将电文稿交首长亲译。（4）电报等级分为A、B、C三级。电报等级既含有缓急因素，又含机密等级的因素。（5）一切发报要编号，以电报号数来检查电报有无丢失。（6）一切电报由机要秘书、机要参谋集中保管，丢失电报或密码本者要受到纪律制裁。

1931年8月28日，《红色中华》刊物上发表了《红色技术人员》的报道，其中提出“不在机上私自谈话，不违犯红色通讯规律，保障通讯的秘密”等保密要求。

自从红军部队普遍建立秘密电台后，敌我双方在互相截收对方电报、窃取对方密电码、侦破对方电台位置及指挥机关位置、猜译对方电报内容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为了防范敌军的窃密，1932年7月2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无线电通讯简则》。1933年9月10日，又发布了《关于无线电保密问题的密令》，中指出，“现为严防泄露军事机密起见，特重新制订一种新电码书颁发”，对机要保密工作重申下列要求：（1）电台机务员、译电员“必须是最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或团员始能选用”。（2）机要科长或译电员“必须随时将密电本带在身边，电报译完后即须将密电本收藏好，绝对不准乱放于案上或箱内，在行军作战的时候，对于译电人员必须注意保护”。（3）“无论收进或发出的电报，译好后必须另外用纸或文簿把电文抄录下来，而把原稿焚去。”（4）不论收报还是发报，机要人员“要注意不准不应该看的人员在旁边偷看”。（5）发报要分A、B、C三等。凡涉及军事行动和重大紧急问题用A等。此种电报“即刻拍发，即刻收，即刻译，需要复的并要即刻复”。（6）一切电文要注意把机密与普密分开写，还应注意文字简短，一般“只要使收报的了解为限，绝对不要用无谓的虚字和词句”。

王诤与红军无线通信的建立

王诤，1928年考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第一次反“围剿”后，参加红军并任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队长。红军时期，特别是在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中，他发挥其专业技术特长，竭尽全力建立红军无线电通信，多次荣立战功受奖。1933年8月，中革军委授予王诤二等红星奖章，以示表彰。1934年9月，王诤光荣加人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相继任红军无线电大队队长、无线电总队队长、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局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曾赞誉王诤“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30年12月30日，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在龙冈全歼张辉瓒国民党军第18师，缴获敌军大量装备，其中有一台15瓦功率的小无线电台收报机（发报机、充电机在作战中已被打坏），该师无线电台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经过教育自愿参加红军。在龙冈大捷之后的东韶战斗中，红军在痛击谭道源师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这样红军便开始了“一部半电台”起家的历史。1931年1月6日，王诤、刘寅等人将缴获的电台进行修理安装调试，成功地建起第一部电台，用于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这部新组建的电台实际上便是我军最早的无线电台，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由此开始。

为发挥无线电台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红一方面军决定建立专门从事无线通信的专业技术分队。1月1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以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技术骨干为基础，成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无线电队队长、冯文彬为无线电队政委，并在无线电队成立党支部。无线电队共一百多人，除技术人员外，还配有监护排、运输班、炊事班等。自此，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诞生。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台，但只有一部半电台，难以实现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王诤为此向政委冯文彬建议，可利用这一部半电台对敌人电台之间的通报进行监听。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红军总部的认可。于是，新组装的红军电台每天的任务除了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监听敌军电台，抄收敌军电讯，帮助红军总部及时了解敌军的动向，为红军领导人的战略决策提供参考情报。

很快，无线电侦察的作用显现出来。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前夕，电台夜以继日收听敌军情报。1931年5月15日黄昏，电台截获了公秉藩师师部电台与该师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明码通报，获知敌人将进攻红军驻地东固的重要情报，于是立即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根据这份重要情报，立即调整战略部署。16日下午，红军电台又在白云山红军作战指挥所收听到公秉藩师电台连续拍发的“SOS”紧急求救呼号，不一会儿，王金钰部也发出“SOS”紧急求救呼号，说明我红军第二次反“围剿”首仗告捷。事后，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予红军电台工作人员高度赞扬。

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红军无线电通信不断发展壮大。至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先后缴获了敌人电台8部，成立了6个无线电分队，无线电队也升为无线电大队，后改为无线电总队，并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和无线电指挥网。随着电台数量的增多、力量的加强，1931年6月2日，红军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两地无线电通信。9月下旬，中央苏区与上海临时中央建立起无线电通信联络。11月7日，红军建立的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又带来了40余名报务人员和机务人员，并配有8部电台。这样，红军电台总数增加到16部，通信力量也因此得到极大加强。

新组建的无线电队，技术人员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为了充分发挥电台的作用，建立红军无线电指挥联络网，红军总部决定开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壮大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1931年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随后，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小布陈家土楼正式开课。第一期训练班招收的12名学员，大多是从各军选调的思想、文化素质好的同志，其中有3名女同志。训练班设在无线电队内，教师是电台的技术人员。3月，上海党中央培训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伍云甫、曾三、涂作潮来到中央苏区，无线电队和训练班的教学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

当时的物质条件极端艰苦。没有蜂鸣器，学员们就用口念电码练习抄收电报；油印教材没有蜡纸，就把毛边纸在米汤里“浸过”一下，晾干当蜡纸用；干电池没电了，就打上眼用盐水浸泡后使用。经过四个月的训练，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圆满完成学业，成为红军发展无线通信的首批技术骨干。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无线电技术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底，朱德、毛泽东决定举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人数18人；11月，又在福建长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达36人。1932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三期训练班为基础，在瑞金洋溪成立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1933年年初，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军委无线电总队队长王诤等和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商定：将瑞金坪山岗作为学校的新校址。1933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无线电学校迁至坪山岗，并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刘光甫任校长，杨兰史任政治委员（后为曾三），并健全了组织管理机构，完善了专业设置，下设无线电科、有线电科、司号科、旗语科和通信干部轮训队。

反“围剿”行军中的红军战士

自1931年2月至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和红军无线电学校共办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造就了红军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并为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等苏区输送了大批无线电通信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内，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得到迅猛发展，无线电通信联络网基本形成，成为红军作战的主要指挥联络方式。这批无线电通信人员也成为之后我党我军密码通信的重要领导和业务骨千力量，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

四、红军保密工作的基本经验

在红军保密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这些实践经验，凝结着我党我军保密工作光荣传统的基本精神。

第一，坚持党管保密工作的政治原则。红军保密工作从一开始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执行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有关保密工作的思想、方针、指令、制度和要求。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在红军保密工作中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是红军建军以来乃至以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以贯之的政治原则。

第二，坚持保密工作与红军建设一体化的指导思想。红军建军和反“围剿”斗争中，以至在长征途中和陕北时期，始终处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围追堵截、肆意清剿的恶劣环境之下，各项工作和军事行动不得不严格保密。中央和红军总部及各个革命根据地，始终把保密工作融入军队建设、军事行动、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之中，始终坚持与红军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一并实施，充分发挥保密工作的保障作用，有力保证了红军的安全和各项工作顺利开展。1933年9月18日，中革军委在《关于严密组织与保持秘密的几个补充指示》中，对保密工作与军队业务工作的关系作了准确定位，对保密工作的保障作用作出高度概括，指出：“在国内战争中，讲求秘密更成为争取胜利中的一个先决条件和保障作战计划的完满实现的主要前提，在秘密、迅速、坚决、干脆的作战原则中，秘密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长征途中，为顺利完成红军北上转移的军事任务，中央和红军总部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都必须“为保持秘密而斗争，各部应采取具体而又实用的保密措施”。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保密纪律，有力保证了党和红军在命运攸关的紧急关头化险为夷，成功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

第三，坚持保密工作的群众路线。红军贯彻保密工作的群众路线，既体现在对广大红军指战员进行保密教育，依靠和发挥红军干部战士高度保密自觉性方面，又体现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保密宣传教育，依靠人民群众为红军行动保密方面。1933年9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保持机密问题的训令》指出，全体红军都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密观念，要求每个红军战士都应严守军事秘密，做到“伪装”“隐蔽”“佯动”“假设”等军事行动绝对保密。红军在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始终坚持把中央和红军总部的各项保密规定、要求，传达贯彻到红军每个干部战士，变成官兵的自觉行动。长征过程中，中央军委一局担负着党中央及红军文件、电报、资料及涉密通信设备挑运、保护任务，开始时达百人的运输队伍，在长征途中不断减员，最后只剩下两三个人，运输队的干部战士宁可丢弃自己的被服用具，也要坚持把党和军队的文电资料安全运到陕北。自觉收集保护文件资料，不留只字片纸给敌人，成为红军干部战土的习惯和责任。1937年5月，中央军委发出《征集红军历史文献史料的通知》后，数千名红军干部战士，自觉地将自己在行军作战中收集捡拾到的各种资料交给军委。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军十分重视发动广大群众做好保密工作，提出要筑就一道密不透风的保密“长城”。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苏区群众一方面对敌人严密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又积极为红军传送情报。由于人民群众参战和配合红军保守秘密，红军如鱼得水，而国民党军则“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光明”。

第四，坚持积极开发应用保密技术。红军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保密技术工作。建军之初，红军就遵照中央秘书局的保密要求，积极应用文件资料密写技术及保密处理方法，大力开展保密技术方法培训教育。作战中缴获敌军电台后，立即组织开发无线电通信业务，及时组织培训专门通信业务人员，制定各项无线电通信保密管理制度，使我军在红军建立之初就拥有一支安全可靠的通信保密专业队伍。

第五，凝结了保密重于生命的革命精神。红军从建军之初，就把理想信念、保密纪律作为红军指战员教育的主要内容，保密重于生命的观念深深根植于红军每个干部战士心中，保守秘密从一开始就成为红军的铁纪钢规。1934年8月，在《中央关于秘密工作基本原则》中就提出，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都必须懂得“为保密而斗争，就是为党的组织的自己生存而斗争”。保守党的秘密与保护“自己生命同等重要”。要求红军战士做到：（1）不向敌人招供，“不要承认其他同志及党或做党的工作的同志”。（2）敌人常用“别人已招供”或别人的“签字”来诱供，遇此不能糊涂，不理不睬。（3）不畏刑罚，把生死置之度外，牢记“第一步的动摇就会决定你是否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4）必须异常小心，“不要谈论党的事情，以防敌人以假革命言行作为诱饵引诱你上钩泄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