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组织及一切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的年代，党内文件是极为重要的秘密载体，也是当时敌特势力获取党的秘密、破坏党的组织和活动的突破口和重要途径。获取我党秘密文件与保护党内文件安全，成为当时窃密与反窃密斗争的焦点。当时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下，党的各级机关都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办公用房全靠租用，设施设备极其简陋，时常面临特务、军警的突击搜查，文件保密管理作为保密工作最为重要的内容，其管理困难重重。从党创建伊始，中央对秘密文件的管理就十分重视，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采取了各种措施和方法，积累了适用于复杂斗争环境的实践经验。

一、两个文件管理规定

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文件保密工作，1928年12月，中央连续下发了《中央关于秘书工作技术问题的通知》和《中央关于文书工作的技术问题的指示信》两个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着重规范了文件的密写技术，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保密技术防护措施和操作方法。文件所指出的秘书工作和文书工作“技术问题”，同今天所讲的“保密技术”有较大区别，但同时也表明，党在那个时期已提出并十分重视保密技术对抗问题。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求党的机关配备密写人员

中央要求，各级党的组织要立即选调政治合格的党员进行专门培训，重点学习秘密制作、传递、保管党内文件的技术方法，特别是文件密写技术。同时，在中央秘书处内分别设立文件阅览、保管和密写岗位。中央秘书处设秘书1人，机要文书2至3人，油印员1人。地方省委、特委秘书处一般应设立负责文件密写和油印的岗位，配备1至2人。中央秘书处在文件密写、暗语编排、密写药水配制等业务技术工作方面，应与地方秘书处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业务方面予以指导，上级对下级机关要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

（二）对文件密写注意事项作出了具体规定

《中央关于文书工作的技术问题的指示信》中指出：“关于用药水密写机要文件问题，以前还有专信通知，现在恐你们因某种关系忘记了，故再作总的指示，望照下列各条切实注意执行。”

1.用药水的办法。该指示信明确指出，“写文件用的为甲种药水，此种药水配制密方按照以前约定好的方法办，但购买配制材料不能在一个商店里买，以防暗中偷视而泄密。洗密写文件的药水为乙种药水，此种药水配制方法仍以碘酒和水为主，但要加上XXX，否则是洗不出字迹来的”。（原文中的“XXX”，据分析，可能是非常秘密而不便直接明白表述的，也可能是此前已通知地方党组织需要保密的密洗原料配料。）

2.使用密写药水应注意的事项。（1）要随时总结文件密写的经验，特别要尽快告知哪种密写文件不易露出破绽而又明显适用。（2）本地敌特是否已经发觉所使用的“这种秘件方法，即这种秘件或药水曾在你们哪方面被破获过”。如果敌人已经知道，“应立即改变，但你们请详告原委并尽力陈述应如何改变的意见”。（3）“与你们约好的药水，你们可以自办的，应就地采买，不必等候我们发给。但采买时，要注意（密）写的与（密）洗的（药水）不能同时在同一店里去买。”（4）“如果双方交换药水，写的与洗的不能同时交一人携带，以免被敌人得去。”（5）“药水密写的文件到后，应即洗即誊，誊后即将原件销毁，以免被敌人觉察此项技术。

3.密写文件的方式方法。（1）密写在白纸上的，写好后表面上看仍是白纸，实际是份机密文件。收文者接到此种密写件，切记要洗清洗完，万不可漏洗，更不准以此纸再写文件。（2）密写在公开书报中的，一般可写在书中空页内、空格内。如果是双折页，可将书拆开，在折页里面密写后再照原样装订上。（3）写在衣服上的，应注意不能被汗水等浸润。此种药水遇湿容易起化学作用。（4）写在其他器皿上的，等等。

（三）密写文件传递要求

密写文件传递方法，与一般文件的传递方法是一致的，但要注意几点特别要求。

1.凡是用药水密写的文件，传递时必须附一张发票。发票可以与文件分开写，也可以在一起。不论是交通员传递或是请同志携带，收件者必须要发票，没有发票的，收件者应立即追究其原因。发票可以是书写的文字，也可以是一种记号。例如，中央秘书处用药水密写的文件后面常有“OOO”或“…”等记号，“OOO”或“…”即表示有发票。

2.凡是用药水密写的文件，应有“洗”的说明。说明一般写在文件封面。中央各机关下发的密写文件，一般在信封的收件人姓名某一字加字旁，以此代表说明。例如，加“石”字旁或“酉”字旁的，表示可用甲种药水洗；加“木”字旁或“山”字旁的，表示要用乙种药水洗。如果事先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方法先。

3.文件由交通员传递或交人携带的，交通员和携带者不得了解文件是否为密写的，不得知道密写方法和清洗方法，以免发生意外情况造成泄密。也不得将密写文件放在贴身处，以兔汗湿；要确保收藏绝对妥当，防止丢失。

（四）约定密语

1926年7月，中央秘书处成立后，曾先后几次拟密语发至各地。指示信中再次规定，遇有紧急情况可互通明码电报，并重新制定了六条“紧急电报密语”。

1.双方或一方通讯处出现问题时，电文用“婚”或“嫁”为词，进行情况通报，如“某已订婚”“婚约已解”或“嫁期某日”等，表明秘密通讯处已被暴露。

2.双方或一方秘密接头处受到安全威胁，或已被敌人监视时，电文用“丧”或“故”字为词通报情况，如“伯父故”“父丧速归”等，提示秘密接头地点面临安全威胁。

3.双方或一方有人员出现问题（如被捕、叛变），电文中用“伤”或“病”字通报情况。如“祖父病愈”“某某跌伤”等，表明正有人员被捕或已叛变。

4.如收到汇给的经费与事先约定的数目不符，或发生意外时，电文中用“逃”或“失”字通报情况，或询问原因。如“某店员卷逃”“某某失窃”等。

5.发现秘密交通员有问题时，电文用“委”或“任”字，表示和通报某交通员出现意外，如“某委状已下”“某日赴任”等。

6.党的工作机关被破坏时，电文用“家”或“眷”字，表示已被敌人破坏和通报紧急情况，如“某某于某日归家”“某某家眷准于某日来”等。

中央规定，电报使用的暗语应以讲述“平常家事”为掩护。各地每月的月底向中央电报次情况，所用密语要及时销毁。地方党组织书记、秘书长和秘书处负责人、电报密写人员，要牢记密语及其使用方法，不得保留密语的文字记载。

中央两个文件的规定，是当时强化文件保密管理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防范敌人的窃密和内部泄密具有重要作用。

二、中央文件保管处的建立

随着党的工作不断拓展，党内文件日益增多，为了加强文件的有序管理，根据中央的决定，1927年9月，建立了我党第一个文件档案管理机构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这应该说是我党最早的文书档案管理机构。继中央建立文件保管处之后，江苏、顺直等二十几个省的省委秘书处也相继建立了文件保管处。中央还对文件保管处的设置和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当时规定，文件保管处须由秘书长直接领导和管理，配2至3名干事或者文书，专职从事文件保管工作。文件保管处必须是绝密的，不能与任何机关混在一起，也不能让无关人员知道其地址。文件保管处的职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一管理文件

1927年以前，绝大部分党的机关是由秘书管理文件，所有文件保管在秘书和工作人员手里。往往一个人出了问题，或文件被敌人搜缴，会造成秘密情况、组织机构或人员名单全部被泄露，危及整个机关的安全。当时一些同志因此而消极地认为“保存文件太危险”，于是将自己发出的文件不留底稿，上级来的文件用完后“全部烧掉”。这样做虽然可以防范因丢失文件而造成泄密问题的发生，但文件销毁了，依据也没有了，查找不到，使用不上，不利于党的工作。

1927年4月初，国民党特务和侦探根据获，得的情报，对中共上海区执委会附近住地，挨户进行搜查。为防不测，上海区执委会负责人下令秘书处立即烧毁已存的全部文件。但文件被烧毁后，才发觉很多工作无法开展。1927年4月18日，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只得发出《关于搜集过去文件存底问题的通知》，要求区属各级党部尽快将中央和上海区执委会下发的一切文件送区委秘书处，以备区委工作使用。为总结经验教训，1927年9月，中共中央在秘书处设立了文件保管处，专门负责保存各类文件。193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同志信》中，特别指示各机关，“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

为了集中保存文件，中央采取了三项措施：（1）一个机关的文件办理完毕后，全部集中到本机关秘书或秘书长处，由秘书或秘书长转交秘密交通员送往中央秘书处的文件保管处。这种方法就是后来的文件“归档”。（2）将文件区分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两种，要求重要的送交文件保管处妥善保存；次要的在登记簿上登记，由秘书长或部委负责人批准后烧毁，要求烧毁文件实行二人监烧制度。（3）如果重要文件被烧毁或发生其他意外的，之后应积极设法搜集，搜集到的文件要尽快送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保管。

（二）秘密贮藏文件

中央要求，文件集中到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后，要根据文件数量和所占面积采取如下措施：（1）将文件放在屋脊梁柱上。最好用同一颜色（即与屋脊梁柱颜色相同的包皮贴附于梁上，使之不易被发现。（2）将文件放在竹管或铁管内，然后置于屋檐上。（3）将文件放在夹壁墙内。在屋内一侧用木板再搭一堵墙，木板墙与原墙壁相隔30公分以上，夹壁内可藏数万份文件或书刊，然后将木板墙裱糊一层或数层纸，使其与原墙壁色调相一致，再在墙根处堆放一些家用杂物。当时，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在上海戈登路141号小楼上，用此办法秘密贮藏过2万余份文件，始终未被敌人发现。（4）文件秘密存放于住房地板下。当时，中共中央特科将1万余份党中央的秘密文件，暗藏在一富户佣人住的屋内石板底下，使文件安全地保存下来。（5）将文件锁在箱子里，以贵重物品为由托可靠的亲朋好友代为保管。在城市里，许多有钱人家多用此办法转移家私，以躲避抄家。当时，党组织曾委托一些可靠关系，以代存贵重物品为由，贮藏秘密文件，但不得告之代存的是党的文件。（6）将文件打包成捆并加以伪装，临时杂放在商店库存货物中，以应对特务的突击搜查。

（三）分类管理文件

当时，中央和地方文件保管处还按文件的不同种类，分别由不同负责人秘密保藏的方法进行管理。如1927年11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秘书处组织及办事细则》规定，所有“文

件分类保存，以资查考”：（1）最重要类——即“各种重要刊物及关系最重要的密码本、信函、文件，特置最秘密地方由书记保存”。（2）次重要文件类——即“各种次重要刊物及文件、通信、各地通讯登录，特置秘密地方，由秘书长保存”。（3）普通文件类——般内容可公开的“通告、通讯底稿、各地来件、各种簿记，置于相当地点，由文书保存”。

三、制定秘密文件处理办法

从1927年9月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建立，至1930年年底，各级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出现了文件过多、不利秘密保藏问题，仅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就积累有十余箱文件材料。如此大量的文件保存一地，一旦被敌人发现，抄失不堪设想。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阅览文件，发现之前积存的文件过多，而且非常零乱，未经分类整理，普通文件与秘密文件混杂在一起，杂乱无章，既不方便使用，又不符合保密管理要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周恩來要求瞿秋白负责制定一个文件处理办法，以解决文件过多、不易秘藏的问题。瞿秋白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很快草拟了《文件处置办法》，提出文件处理规范。

1.按文件的密级进行分类。瞿秋白将党的文件分为公开、普通秘密、机密和绝密四个类别，并按政治类和事务类进行分类。（1）先将文件按名称和内容分开，宣言、通电、告群众书、传单等为公开类；与共产国际来往文电以及国共合作文件为普通秘密类；决议、通告、通知、指示信等为机密类；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及其他会议记录涉及党内争论内容的文件为绝密类。接收文件时，按文件性质分类存放，遇有意外情况时，对文件进行分步处理，先紧急处理绝密类，其次处理机密类，再次处理其他文件。（2）在大类处理的基础上，再细分为党的组织工作、军事工作、群众运动、政权建设工作等类别。其中，第二或第三类为保护重点。（3）在每一类别中，再按中央、中央局、省委和地委以下四级分开。（4）文件与书刊分开。有缺文情况的（即找不到文件原文的），凡“印在报刊上的必须剪贴归人，一次都不要遗失”。因为，党内书刊是文件的补充，如果某一文件已损失而书刊上有此文，则要求剪裁下来补人文件之中。文件保管处保存的重份书刊也可提供给各机关参考使用。（5）凡是事务性文件“可简要摘录内容容”，并予登记后销毁。

2.编制文件目录。文件按顺序号、年代、名称、基本内容、成文机关、收文者、备注等栏目逐件登记，使庞杂的文件有了秩序；同时，对防止文件遗失有重要作用。由于文件已登记人目，可按目录查找。

3.文件备份。要求每类文件存两份，一份存阅（以备调阅，用后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瞿秋白曾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受命草拟《文件处置办法》时，正是当时因纠正党内“左”倾错误，受到批判的时候。但他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接受组织交给的工作，对文件保密管理尽心尽力，一丝不苟，细心研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特别是，他在《文件处置办法》的末尾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着实远见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信心。《文件处置办法》提出的涉密文件“密级”划分办法，实际上提出了密级确定这一保密工作的重大问题，在当时是具有创建性的，非常难能可贵，是对我党保密工作的重大贡献。

四、中央地下文件档案库

建立中央文件档案库，是当时文件管理和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1931年年初，党中央在上海建立起两个地下档案库。后来，一个在顾顺章叛变后被毁掉；一个在中共上海党组织的掩护下安全保留下来，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安全移交档案部门，为党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不仅是党的文件管理工作的奇迹，也是在当时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党的保密工作史上的一大奇迹。

（一）中央文库建库起因

1931年年初，中央在上海建立了两个秘密档案库，也称“中央秘密文库”。一个设在上海市内，由中共中央秘书处领导，并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保持着单线联系；另一个设在上海郊区，由中央特科领导，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保持单线联系。当时，建立秘密档案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了安全保护党的秘密。从1929年起，中央秘书处每年接收中央各部委归档文件和各地报送的文件达万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应永久保存的。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中央认为，必须保存的重要文件不能分散保存在机关或个人手中，必须选择稳妥可靠的绝对秘密地点，集中妥善贮藏，这是建库的根本原因。

2.当时中央提出的文书处理原则，对中央地下档案库的建立起到推进作用。从1929年起，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有时批有“存文、组、宣、毛”字样。“文、组、宣、毛”，是中央秘书处分配文件的一种代号：“文”即中央文库的前身一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成立后，文件保管处即撤销，但仍延用这个“文”字）；“组”即中央组织部；“宣”即中央宣传部；“毛”即共产国际。也就是说，文件均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组织部、宣传部（后

来还包括中央特科）分别保存，并送一份给共产国际“代为保存”。这样，日积月累，到1930年年底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已积存了十余箱文件，设立专门贮藏文件的地下档案库势在必行。

3.文件分散在各机关，一旦机关遭敌人搜查而查出文件，整个机关及文件安全都会遇到危险。有些机关指定专人保存文件，一旦“专人”被捕牺牲或出现其他意外后，他人不知文件贮藏地点，容易造成文件丢失或泄密，必须集中保存，而集中保存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绝密地下档案库。

（二）地下档案库文件的整理和保管

1932年，在周恩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央文库，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当时人称“张老太爷”）具体领导，陈为人负责具体管理。陈为人对文库保存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极为认真细致的整理，为保护中央文库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将文件分为6个大类13个部分。陈为人接管中央文库后，对中央文件资料进行了全面清理，将文件资料分为6个大类。分别为：绝密的，包括会议记录类；机密的，包括党内个别指示、普发给各位领导的、指导类的；半机密的，包括党报类、通讯及期刊类；非机密的，包括所有公开的文件等。在对文件资料进行粗分后，陈为人又进行了再次细分，将文件分成13个分部分，即：（1）中字号文件第1部，包括中央历年来作出的决议；（2）中字号文件第2部，为中央下发的一般通知、工作计划等文件；（3）中字号文件第3部，为中央对外发布的宣言等；（4）中字号文件第4部，为中央或中央领导人的个别指示，（5）中字号文件第5部，为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等；（6）中字号文件第6部，为个人材料；（7）中字号文件第7部，为中央各部门的文件；（8）中字号文件第8部，为刊物；（9）中字号文件第9部，为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文件；（10）中字号文件第10部，为中央特科等机关的文件；（11）中字号文件第11部，为群众团体文件；（12）中字号文件第12部，为烈士遗留材料；（13）中字号文件第13部，为中央政治局等会议记录及有关绝密级文字材料。13个类别文件档案，根据突出重点的原则，按文件的重要程度和秘密等级进一步做出区分，半公开的或标明机密的、绝密的（包括由管理人员鉴别的）全部分开保存，一旦遇到危险，首先处理绝密的和机密的。

2.缩小文件体积。从1931年起至1936年，陈为人等人共用五年的时间，白天从事自己的掩护职业，晚上整理文件，把文件四周白纸边剪去，厚纸的文件誊抄在薄纸上，书刊中的文件剪成单份文件，大字的文件抄为蝇头小楷等，将原来的10余箱文件，缩减到5个皮箱。

3.对文件进行编目。经整理编排的文件目录，有如下特点：（1）目录分类精细。文件目录中有文件总类、同类中文件起止日期和份数、文件所属分类、文件名称和内容、成文年代和收到时间、文件的总号与分类号以及备注等项目。全部文件目录一目了然。（2）巧妙运用保密方法。目录中并未直接写明哪些文件是绝密的、哪些文件是公开的等情况，但编制目录时巧妙地使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将保密程度表示出来，即A、B、C、D等13个英文字母代表13个分类。例如，“A1”表示党的最高决议，属于机密的；“C1”表示此文虽属公开的但很重要等。由于编目者从保密和适用两方面来考虑，虽然目录项目多，但有其规律性。（3）方便使用。在秘密斗争环境中，整理文件和编制目录一是为了保密，二是为了方便使用。如果文件一堆一捆藏在地板下或搁置于夹壁墙中，没有目录，没有规律，要查找某份文件极为困难。有了按部类分别编制的目录，以目录确定文件存放位置，查阅起来就很方便。

4.编写《开箱必读》。为了方便文件档案的使用和管理，档案部门在库房中贴有档案存放平面图或“存放索引”，但在秘密斗争环境中是不能如此做的。当时，中央地下档案库已集中存放了数万份文件，为了查找方便，中央地下档案库管理人员在文件整理工作完成后，又制作了《开箱必读》，作为绝密文件与目录起放在第一个箱子里。《开箱必读》记载有某部类文件在几号箱子里，某箱子存放有什么性质的文件及查阅要求等内容。

陈为人舍身保护党的秘密档案库

陈为人（1899-1937），湖南江华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去苏联学习。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担任组织部部长。1927年任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1929年调上海与李求实、谢觉哉合办《上海报》和《红旗》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31年接受党的委托，负责管理中央秘密档案库，张唯一与其单线联系。从此，陈为人在这个重要涉密，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5年，直到病逝。

陈为人在接受中央秘密档案库管理任务后，按照张唯一的指示，立即在上海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康定路口）合兴坊15号租房，建立了秘密档案库。他将数万份党的秘密文件存放在三楼楼顶小阁楼里的夹壁墙内，夹壁墙外摆放一些储存的家具。不知底细的人，即使是有经验的侦探也难想到小阁楼还有夹墙和文件，其保密工作之精细令人叹服。其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陈为人组织文库保管人员对所有保存的文件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按性质、内容和涉密程度分为6类13个部分。为了便于保存，他们小心地将文件的空白边剪掉，以缩小文件体积，还将一些厚纸的文件誊写抄在薄纸上，以缩减文件体积。

1935年，具体负责与陈为人联系的上线，即人称“张老太爷”的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因叛徒出卖被捕人狱，陈为人因此失去了同党组织的联系。张唯一的妻子韩慧英在与张联系时（因不知其被捕），被蹲守的特务发现也被捕人狱。为防止意外，陈为人千方百计地寻找租房，将文库全部文件资料秘密转移至新的地点。为了看守秘密文库，他不能外出寻找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当时，他还要养活三个孩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只能变卖仅有的能换钱的用品和衣物，全家一日三餐勉强以稀粥维持。就这样，他一边坚持保护文库，一边设法寻找党组织。直到1937年才找到党组织，但他却因过度劳累，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是年3月病逝在保护党的秘密文件的工作岗位上。陈为人负责管理的这批文件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直到上海解放，被党组织完整接管，成为我党珍贵的历史文献。

五、加强党的秘密交通建设

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在建党初期已经产生并对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地党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党的秘密交通也基本被全部破坏，已设立的交通线被迫中断。为重建党的秘密交通机构，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再次对秘密交通建设问题专门作出规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8月21日，中央向各地中央局和省委发出《中央通告三号》，对建立全国秘密交通网工作作出新的具体部署，指出：‘八七紧急会议决议中央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一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此交通网的职任有二：（1）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2）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

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后，中央秘书处分别设立了内埠交通科和外埠交通科，并负责建立了中央机关到各地党组织的秘密交通网、交通站。至1928年年底，相继开辟了上海至天津、北京的北方秘密交通线；从上海至武汉的长江沿线秘密交通线；从上海至广州的南方秘密交通线，具体负责上海中央机关与各党组织的通信联络、文件传递和人员往来护送工作。保守党的秘密交通线是保密工作非常重要的方面，为加强秘密交通工作保密管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制定了《秘密交通条例》，对秘密交通规定了各项纪律要求和“迅速、准确、保险、可靠”的工作原则。此后，中央又相继开通了中央至赣南闽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

1930年前后，党的秘密交通承担了中央领导人撤出上海、秘密护送进入中央苏区的艰巨工作。其中，大规模的护送共有三次。第一次是l930年与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开通之初，共护送一百多名领导同志赴中央苏区，其中有项英、任弼时、徐特立、邓发、刘伯承、萧劲光、伍修权等。第二次是在顾顺章叛变后，由周恩来指示陈云重新建立了一条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原来建立的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全部废止，重新建的交通线更加隐秘，由陈云直接负责领导和管理），护送李克农、胡底、钱壮飞、毛泽民、李富春、周恩来、聂荣臻等进入中央苏区。第三次是1932年至1933年初，秘密护送中央临时政治局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并护送蔡畅、邓颖超、李一氓、刘少奇、杨尚昆、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转移至中央苏区，同时还负责转移兵工厂、制弹厂、造币厂、印刷厂等有关技术人员。

秘密护送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顾顺章叛变革命后，上海党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上海陷人白色恐怖之中。原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被迫撤离上海，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首都一瑞金。

上海—汕头—大埔—瑞金，是由中央交通局开通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担任地下交通护送任务的交通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共产党员，他们不仅熟悉自己所辖路段的情况，而且严守党的秘密，忠于职守，机智勇敢。1931年年初，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等赴中央苏区走的就是这条交通线。

1931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夜色的笼罩下，周恩来蓄着一绺胡子，身穿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中式裤子，手提一只小木箱，和临时中央前来送行的黄平一前一后直奔外滩十六铺轮船码头，登上一艘从上海驶往广东汕头的小火轮。靠舱口门边的位置上早已有两人在等候，一个叫黄华，一身挑夫装束；另一个叫肖桂昌，一副商人打扮。他俩都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是奉命专程从大埔赶来秘密护送周恩来的。接上了事先约定的暗号，黄平把周恩来交给了黄华和肖桂昌。

小火轮航行三天两夜后抵达汕头。肖桂昌和黄华机智地掩护着周恩来通过警察的检查，上岸后直奔设在汕头海平路的华富商行。华富商行是这条地下交通线上的一个绝密中转站。站长陈彭年，又名胡广富，山东济宁人，1924年人党，1928年开始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到汕头担任交通站长，他的公开身份是华富商行的经理。汕头站本来还开设了一家中法药房作为联络点。顾顺章叛变后，为安全起见，中法药房这个联络点已废弃不用。华富商行这个联络点一般不启用，只有重要领导来往时才动用。

周恩来一行到达华富商行后，陈彭年安排周恩来和肖桂昌、黄华住进汕头金陵大旅社。在旅社大厅，周恩来警觉地发现挂在拐角处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有一张1926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军校师生的合影照片，而照片的醒目位置就有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于是，他迅速返回楼上房间，决定马上转移，从后廊过道的旅社后门离开。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换上一套西装，戴上毡帽，装扮成一名画像师，提着小木箱，跟肖桂昌和黄华登上了汕头开往潮州的火车。当时，火车票分一、二、三等，一等票是豪华车厢，三等票最便宜，车厢里都是硬板凳，二等票界于一等与三等之间，是软座，但不能卧。周恩来他们买的是二等票，满以为这样是不卑不亢之举，没想到登上车厢一看，整个车厢空空的，只有他们三个人。为了不引人注意，三人赶紧转移，挤进了拥挤嘈杂的三等车厢。

在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后，周恩来掏出报纸，漫不经心地看了起来。当验票员过来查票时，周恩来发现此人竟是大革命时期潮汕铁路工会的一名骨干分子，自己当时曾在工作场合与他谋过面。想到既然自己还能认识他，对方就有可能认出自己。于是周恩来赶紧拉下帽檐遮住大半个脸面，肖桂昌见状，知道有情况，起身挡住周恩来，掏出车票递给验票员。验票员看过车票后，示意他们二等车厢在后面。周恩来他们磨蹭了一阵，挪动了下位置，又在三等车厢坐了下来。等验票员离开后，周恩来立即改变装束，换上一件长袍大褂，架了副金边眼镜，由原来的画像师模样迅速改扮成了做生意的商人。

火车到达潮州后，周恩来一行三人继续乘小火轮溯韩江而上，到达大埔，与前来接应的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长卓雄接上了头。从粤北经闽西南到闽西龙岩，是国民党军队控制严密的封锁区，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层层设防，严格盘查过往人员并严禁各种物资进入中央苏区。为了确保周恩来一行安全，卓雄科长决定白天隐蔽，晚上趁天黑步行，绕开大路，专走崎岖山道，巧妙地避开了敌人布下的层层哨卡，绕过敌人的道道封锁线。一行人于12月下旬抵达福建长汀县城，月底，安全抵达瑞金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