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是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事件。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这是历史的必然，对推动大革命高潮的掀起和中国革命的进程具有积极的重要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共分共政变，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彻底失败，由国民党反动派导演的国共分裂，对中国革命起着极其恶劣的破坏作用。
一、国共第一次合作
（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
最早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主张的是列宁。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大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代表及中国铁路工会代表。会见时，列宁在谈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问题。
马林遵照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依据他在印尼进行革命实践活动取得的成功经验，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林便致力谋求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希望通过这种合作促使中国革命快速向前发展。1921年12月23日，马林在共产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在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他在孙中山的大本营住了九天，向孙中山系统转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建议，深入商讨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可能性，并提出改组国民党和创立军官学校的问题。孙中山接受并积极支持了共产国际的建议。
1922年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的情况，进一步详细陈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主张和方式。8月，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报告，专门发出了《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要求尽快实行国共两党的合作。同月，马林同苏俄特使越飞一起回到北京，并带来共产国际7月18日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合作，并要求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广州。
8月17日，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对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统一了党内对国共合作的思想认识，明确了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相关问题，特别是确定了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人国民党的合作形式。
1923年1月，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及其关系问题作出决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
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中国共产党在6月召开的三大会议上，认真讨论了共产国际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在孙中山这面颇具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利于改造国民党，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会议按受共产国际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一大会场
1923年8月，鲍罗廷以苏联政府派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和共产国际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来到中国，为协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努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极力推动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除夕开幕仪式的165名代表中，有20多人是中共党员（均为会前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最后选举时，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10名共产党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当选人数占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既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在广东及南方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开始从完全秘密状态走向公开半公开状态。
（二）国共合作后党的中心工作
根据党的三大确定的方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党的主要任务是唤醒工农大众，联合资产阶级，全力推动和实现国民命，以革命的方法，建立国民革命政权，取得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这一时期，除党的主要领导人及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党员身份为国民党了解和掌握外，多数党员身份还是保密的，党员身份和党的组织及其活动依然是党的秘密，同时党的保密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服务于党所确立的推进国共合作的中心工作，维护党组织的安全和发展。
广州是国民党中央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所在地，1924年以后，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广东成为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在孙中山联共、联俄、扶助农工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地方组织得到快速发展。全国的进步革命青年及留学欧洲、俄国、日本的进步学生，纷纷来到广东。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以后，又有一大批港澳进步人士和海外爱国侨胞汇集广东，为南方革命运动增添了活力，也为共产党的组织在广东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机构也得以健全，担任区委委员的多是名震一方的人物，包括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张太雷、熊雄、恽代英、彭湃、邓中夏、苏兆征、蔡畅、邓颖超等，当时在广东工作的还有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萧楚女等。到1925年10月，在广东的共产党员人数达928人。在中国北方，倾向于国民革命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新变化，两党在北方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得到较快发展，对南方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1925年5月，中共中央局决定在广东成立时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央就近指导广东的切实际工作。临时中央委员会由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和鲍罗廷组成。是年秋，中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并在广州成立分会，由谭山任军委广州分会主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广州市万福路190号华南银行二楼（周恩来、邓颖超在广州的住所）。在广州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是我党最早的军事领导。
初时，军委工作主要是在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工作范围大体是:直接领导黄埔军校的党组织，领导在革命军各军及铁甲车队、飞机掩护队航空学校、海军各兵舰中从事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领导在各民众团体，如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各地农民自卫军、各学校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其中，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系统的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由军委直接掌管。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前后，派往各地工会、农会担任军事教官或教练的具体选派工作由军委负责，除军事、政治工作外，后来还开展了由付烈负责的秘密情报工作。中央军委是我党不对外公开的秘密军事领导机关。为了保密，当时军委使用的代号为“明星”。
军委成立后，中央即试图着手建立自己能够掌控的武装力量。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在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独立团内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秘密建立了党支部。独立团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正规革命武装军队。这支部队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国民革命军北伐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黄埔军校旧址
黄埔军校的建立是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是我党政治、军事活动的重要平台。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支持下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创立起来的，全称为“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而得名。
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十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6月16日，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标志着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孙中山亲自担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聘请苏联军官加伦等人为军事顾问。
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军校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实行兼容并包的政策。军校校训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购阅。”在军校里，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能登台向学生作政治、军事讲演。
黄埔军校是一所保密纪律严明的军事学交。军校《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第8条规定:“学生有犯下列事项之一者，应斥令退学。”其中第2项规定:“泄露本校军事秘密，有碍本校发展者”，令其退学。第10条规定“本校一切设施计划，自校长以下均需严守秘密，无论校内外若有泄漏情事，一经长官察觉或为国民党部举发，按照泄漏机密治罪律惩处之。”
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大力援助和全力支持。当时，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教学、装备、经费上给予了大力资助，拨出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赠送的第一批武器装备有：8000支俄式步枪，每支配500发子弹；10支小手枪。之后，又赠送56.4万卢布的军火物资，还派出有办学经验的教官帮助和指导军校教学工作。蒋介石为了得到苏联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也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军校内两党关系的处理非常审慎，表面上与共产党相处甚欢。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不久，广州发生“六一八弹劾案”，国共关系一时相当紧张，但黄埔军校所受的影响并不大，在黄埔军校作的共产党员不少人还得到蒋介石的好评和重用。1925年年底，当国民党内“戴季陶主义”出笼，反共分裂活动异常活跃，发生攻击共产党，破坏联合战线时，蒋介石还在一篇序文中对军校内的“西山派”和“孙文学会”予以斥责。他说:“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之旗下，以实行吾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愿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直接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也”。“中正为三民主义之信徒，然而对共产主义者之同志，敢自信为诚实之一人，尤望诸同志开诚相见，本我校训，不负我总理之所期，则幸矣。”
支持、帮助和参与黄埔军校建设，是当时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的工作十分重视，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各地党组织选派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军校第一次学生中就有蒋先云、陈赓、左权、许继慎、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达五六十人之多，占到了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在职教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金佛庄、茅延桢、严凤仪、徐成章等。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时，党中央还特地相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中共中央第六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选派更多共产党人到黄埔军校学习。
当时，尽管国民党在中国已有较大的社会响，但其势力范围还主要限于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为保守党的秘密，防范各地封建军阀势力对党组织的破坏和确保党员的安全，通告采取秘密方式下发，在行文中使用“本校”“少校”“民校”等代词，其中“本校”即指中共中央；“少校”指共青团组织；“民校”，即指国民党黄埔军校。
1924年9月初，周恩来从欧洲归国到达广州。10月，中央决定重建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担任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黄埔军校实行校、军分离，周恩来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第二次东征时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周恩来出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成为东江地区25县的行政长官。另外在党内，他还担任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在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前国民党党员戴季陶、邵元冲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后，对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建设，以及军校政治工作和学生政治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先后相任军校政治教官和领导工作。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黄埔军校也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才。
当时，黄埔军校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和共产党特别支部。共产党特别支部为不公开的秘密组织，隶属于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广东区委书记先由陈延年担任，周恩来继任），每周由区委组织军校党员秘密开展党内活动。特别支部第一任书记为蒋先云（由毛泽东介绍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根据广东区委指示，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特别支部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和秘密吸收共产党员，团结革命师生，指导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斗争，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当时规定，军校特别支部秘密开展活动，其工作情况直接向广东区委报告。
1924年年底，军校部分共产党学生和一些同情共产党的学生，效法列宁在1900年创办的《火星报》，组织了“火星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推行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扩大我党的影响，并吸收党员。火星社成为当时黄埔军校内唯一的革命学生组织。1925年年初，火星社在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进行改选时用自己的影响和组织力量参加竞选活动，取得了完全胜利，当选为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全部是共产党人。紧接着，军校又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青年军人联合会基本上以共产党人为核心，是党在黄埔军校的又一外围组织，其任务是积极推动革命统一战线发展，推动孙中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贯彻实施，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孙文主义学会则是以国民党右派分子为骨干的组织，他们打着孙文主义的旗号，专门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公开提出将共产党人从统一战线中开除出去的口号。1926年4月以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相继解散。
1925年6月，“沙基惨案”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将饶来杰派往黄埔军校秘密从事党的工作。饶来杰同志在1982年12月撰写的文章中回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熊雄到中共广东区委向陈延年、周恩来汇报军校工作情况时，要求加强军校党组织和领导力量，以适应当时军校的新形势。广东区委当即确定，由饶来杰以区委特派员名义到黄埔军校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并成立以恽代英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党团。1926年4月，饶来杰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报到后，在军校的公开职务是图书管理员。在黄埔军校党的特别支部之外，“另设黄埔党团，作为黄埔共产党方面的最高指导机关”，直接与广东区委发生组织关系。饶来杰还说，黄埔军校党团由区委指定恽代英、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组成，恽代英主持工作。为了保守秘密，其他人均以在黄埔军校的公开职务为掩护，分别秘密负责党团的相关工作，并将军校的中共党员编成各基层小组。聂荣臻同志曾回忆说:“黄埔军校党团活动的内容是，在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员。
二、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的邀请，赴北京共商国是，这时他已身患重病。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日渐加紧。冯自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反对广州政府，反对共产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活动更加猖狂。11月，谢持、邹鲁等十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决定另立国民党中央于上海，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谭平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取消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6个月，并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
在广州，戴季陶陆续发表文章，大肆鼓噪要排除共产党，分裂统一展现。孙文主义学会视戴季陶为精神领袖，积极拥护之。青年军人联合会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发表了大量批驳戴季陶的文章，揭露其反动性，一时间，黄埔军校内气氛十分紧张。年底，在国民党内，“戴季陶主义”正式出笼，反共分裂活动不断升级，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给予严厉痛斥和反击。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受到党内实际存在的右倾退让思想的影响，加之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反共面目日渐暴露，在他的支持和纵容下，国民党右派反共势力迅速膨胀。
12月8日，蒋介石在潮州召集政治部职员与党代表会议，会上，蒋介石要周恩来交出在在军队及军校的共产党员名单名单，并提出针对共产党员活动的办法，叫嚷“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应公开”，“本校党员如有愿加入共产党者，须向校特别党部声明并请准”。当时人们就认为，潮州会议是“中山舰事件”的先导。
1926年1月1日至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1日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跃成为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为后来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并迅速分裂国共合作，镇压、屠杀共产党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派兵占领中山舰，逮捕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人李之龙，下令广州全市戒严，将共产党员等八十余人予以逮捕拘禁于黄埔军校操场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包围苏联顾问寓所，收缴卫队枪械。“中山舰事件”的锋芒，直接对准了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
4月3日，蒋介石又提出“整军、肃党”。规定不准共产党员对三民主义“有批评与怀疑之态度及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这些规定都是严厉限制、制裁共产党的反动措施。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对共产党员进行引诱退党，对他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许以高宫利诱。但共产党员蒋先云直接对他说，“官可丢，头可断，而共产党党籍不可丢”，第一个申明退出来国民党。之后，250多名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相继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革命军。周恩来也于4月上旬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将矛头指向共产党，提出《整理党务案》。从表面文字看，《整理党务案》的内容是: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并提出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席会议”，“为审查跨党分子违背纪律及两党之纠纷问题”。此后，蒋介石紧接着又抛出国共“协定事件”，再次鼓噪整理党务案的反共分共言论和立场。
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
1926年4日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为实施反共分裂活动，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该案的主要内容共九条:
一、凡他党党员加人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当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加人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党员名义召集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行动。
七、对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八、本党党员（国民党）未授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脱离本党党籍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国民党二中全会全面否定国民党一大、二大通过的国共合作决议，完全蜕变为蒋介石专制统治。之后，蒋介石又下令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跨党”党员，或退出共产党，或退出国民党，武断规定每人只能保留一种党籍。
至此，毛泽东等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悉数提出辞去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中国职务，250多名共产党人相继退出国民党，并离开国民革命军。1926年12月，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中共中央局工作，广东由熊雄接任。周恩来在《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对国民党的关系》中讲到关“中山舰事件”时说，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后，压迫我们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暴露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250多人，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1927年春，蒋介石集团迫害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力量的趋势更加明显。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一次讲演中，公然说共产党员在对国民党施加一种“压迫”，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以前一样优待共产党员了”，对共产党员“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3月1日，蒋介石指使江西驻军残酷杀害赣州总工委员会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他指使九江、安庆等地青帮流氓捣毁工会和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共会议，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营，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军，并主张以暴力手段“清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屠杀的共产党员
经过一系列的精心策划，蒋介石终于在4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12日凌晨，他指使青帮流氓武装突然袭击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2000名纠察队员被强行缴械。4月13日，他又指使国民党第26军枪余了100名游行工人。4月15日，再次枪杀300多名工人，逮捕500多人，5000多名革命群众失踪。我党优秀领导人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英勇牺牲。
广东国民党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4月15日在广州制定了《肃清共产党分子宣传大纲》，提出“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宣布广州市实行特别戒严。15日凌晨，广东国民党当局下令出动军警、保安包围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住宅，紧接着在广州市区进行大搜捕，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前的4月14日深夜，黄埔军校以紧急集合开会为名，将全校师生集中在军校操场，当场逮捕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40余人，紧接着又在军校及其他处所逮捕60余人，仅黄埔军校就有共计100名共产党人被捕。阳翰笙、杨其纲、麻植、宋时轮、吕文远等30多名军校的领导人和知名共产党师生被捕。仅七天时间，广州及黄埔军校被捕人数达2100人，其中共产党人600多人，被杀害者达100多人，著名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均被国民党残醋杀害。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对共产党人实行大搜捕。4月6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大钊被捕。4月28日，李大钊等20多名革命者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北方区委遭到了完全破坏，我北方党组织的工作被迫停止。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湖南、及其他各地，相继发生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事件。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国民党左派自居的汪精卫武汉国民国民政府，也暗地进行分共活动。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的全部职务，并驱逐其回国。7月10日，汪精卫提出并逼迫所有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武汉政府，甚至提出对共产党人“宁可枉杀千个，也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汪精卫还咬牙切齿地说:“本人愿为杀共产党之刽子手焉。”霎时之间充满革命朝气的江城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党决裂，标志着持续了三年多的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终于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
三、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保密工作及其教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两年时间里，为了应对极端险恶复杂的社会局势，保护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生命安全，中央将“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确定为保密事项范围，把保守党的秘密写进党章，规定了党的保密纪律，制定了相应的保密制度措施。应该说，在党成立最初两年多的时间内，党的保密工作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和有效的。1924年以后，随着第一共合作作关系的建立，在中国南方，党的组织及其活动、一批共产党人的党员身份，逐步由完全秘密转变为公开或半公开状态。从当时的革命形势看，实行这种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是当时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分析，这种转变虽然在之后一段时间内造成了一定程度恶果，但它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政治影响力，使党走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年幼的党，还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理论准备、组织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在国共合作一派大好的形势下，我们党的一些同志对国民党右派虽有所察觉，但还是缺乏清醒的认识，以致在保密策略上发生严重失误。在与国民党合作共事的过程中，一些人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有意无意间泄露了党的秘密，有的甚至把党的秘密和盘托出，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分共反共时，致使我党付出了血的代价。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需要从多方面总结:是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讲，他们不是代表工农民众利益的共产党的同路人，与中国共产党分裂是必然的。二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需要寻找新的代表势力，他们早就与国民党右派暗中勾结，并给予实际的帮助和扶持，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必然要代表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与共产党决裂。三是在国共合作后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判断和指导的严重失误以及我们党内发生的右倾错误所致。从根本上讲，也由于我们党尚处在初创时期，作为一个幼年的政党，还缺乏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能分清敌我友，来不及做好应对各种复杂严峻局面的准备。从保密工作方面总结，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训。
（一）保密防范对象判断失误
党在初创时期，我们党只是将保密防范重点放在对反动军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方面。应该说，这是十分正确且不容怀疑的。但党内不少同志，包括当时党的部分领导同志，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保密防范对象，缺乏全面透彻的辨识。对国民党右派虽有所警惕，但对其反动本性认识不够，没有将其作为严密防范的对象，防范力度和措施不够，有的甚至毫无防范，在与国民党人的合作交往过程中，有意无意泄露了党的秘密，给党的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付出了血的代价。1927年6月1日，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收到共产国际发来的绝密级电报。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要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史称“五月指示”）。罗易在未与中共领导人沟通的情况下，严重违反保密规定，竟擅自将这份绝密级电报交给汪精卫看，并向汪精卫提供了电报副本。当时蒋介石已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也在暗中紧锣密鼓地策划分共，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采取实际行动。罗易对汪精卫不仅毫无警惕，而且还在幻想依靠汪精卫来挽救国民革命失败的局面，企图拉住汪精卫与共产党继续合作。然而，汪精卫在得到这份绝密级电报后极为震惊，认为“五月指示”危害到了国民党的根本利益和安全，于是便以紧急指示“根本危及”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在武汉国民党内部煽动“分共”，加速实施“分共”的军事行动，并于7月15日发动了“分共反共”政变。
“五月指示”
“五月指示”，即联共（布）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结束的当天，就中国问题作出的决定，并就此给在中国的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三人发出电报。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领导机关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玩物。坚决主张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
二、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土兵的土地。
三、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
四、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五、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
从“五月指示”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革命现状是不了解的，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环境及其能力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因此所作出的指示是不切实际的。这封电报内容涉密程度非常高，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及国共两党的关系看，电报知悉范围应该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只能限于罗易、鲍罗廷、加伦和陈独秀等几位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知悉。然而就在6月5日，罗易严重违反保密规定和保密纪律，擅自将密电交给了汪精卫。当日，汪精卫就解除了鲍罗廷、加伦等人国民党政府顾问的职务。同时，又立即向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领导人唐生智等人通报了“五月指示”的内容，并煽动说，这个指示是共产党要解散国民党，实行共产革命。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议，密谋反共。20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反共会议，达成共同反共协议。汪精卫还紧急策动国民党何键所部第35军在两湖地区发动政变，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鲍罗廷认为:“罗易将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是犯了组织性错误，是严重泄密行为。”鲍罗廷立即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并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召回罗易。“五月指示”和罗易泄密，是中共历史上一起极为严重的泄密事件，直接成为汪精卫“分共”借口，加速了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分共反共的进程，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二）在保密策略上的失误
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在保密实践方面未能也来不及进行系统总结经验，还不善于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对国民党甚至包括对广东地方军阀和社会，过度公开党的组织、党员身份和党的活动，使得党的大部分同志及所有党的重要领导人的身份基本对外公开。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对我党的组织机构和重要领导人了如指掌。如匹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天，蒋介石亲自签发了一份通缉令，直接被通缉的120人名单中，绝大多数是其直接掌握的我党各个方面的领导人。再如，党在黄埔军校和北伐革命军中的活动，括当时党的外围组织“火星社”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基本是公开的，党的组织结构和共产党员也基本为国民党右派所掌握，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大搜捕直接提供了方便。
（三）保密观念淡漠，保密管理出现疏漏
在我们党内，一些同志认为国民党是革命党，于是在与国民党人的交往中，保密观念不强，放松警惕。事实上，在国共合作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分子，已经开始对我党进行系列的情报窃密活动。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头子的戴笠，曾表示“要摸清哪些人是共产党很困难”，这就说明在黄埔时期，戴笠已经在暗中刺探我党秘密，为以后的特务生涯铺路。在国共合作时发生的泄密事件，也让国民党右派抓住了所谓的“证据”，加速了国共分裂的进程。第二次东征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侠公，在东征途中向中共广东区委写了一份报告，对自己的处境和所在师的国民革命军“官兵的思想动态”做了深人分析。结果这份秘密材料不知什么原因丢失（又有一说是被偷窃），被军中的“孙文主义学会”人员获得。于是孙文主义学会将其影印出来，广为散发，并寄给上海各大报纸刊登。李侠公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君伟:我已随一师到达石滩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周都非同志，而又是同居一室，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以杂有外人，遂使我无有机会填具报告……军官方面，如师长对政治工作，颇能认识其必要与价值，故我们工作向无妨碍，可以暗中畅行，借机会宣传我们主义。侠公，十月四日午后二时。”李侠公的报告直接涉及党的重要秘密，报告中的“君伟”，即为广东区委“军委”，是为了保密而使用的代称，也是当时通用的一种保密措施。让国民党右派抓住把柄的是“四周都非同志”（意思是说，周围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员）当时蒋介石就说“四周都非同志”，是“激成本党党员互相仇恨，怂恿互相监视”；说“暗中畅行”，是共产党在军队中进行秘密活动。山西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便拿这份报告大做文章，大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给我们党造成的损失是极为惨痛的。据之后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其中有2.6万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另据中央1927年11月的统计，中共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6万多人，急剧减少到1万余人。党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空前混乱状态，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纷纷声明脱党、脱团或公开投敌叛变。
为保护党的核心秘密而牺牲的黄埔学生——麻植
麻植，生于1905年，浙江青田人，字愈高。1924年由党组织选派考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黄埔支部成立时，被选为候补干部。1925年1月和10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第二次东征，先后任东征军总部宣传科员、科长，后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秘书。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麻植留守军校负责广东区军委及军校的联络工作。聂荣臻、周恩来离开广东后，他在广东区委军委负责保管军委和军队系统的党团员名册和所有秘密文件。当时文件保存在广州市惠爱路榨粉街军委秘密办事处，其中军委和军队系统的党、团员名册，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要获得的最重要的我党核心秘密。
1927年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发动政变，出动军警全城搜捕共产党员。麻植在共产党人洪剑雄妻子张婉华和军委办事处工作人员黄玉兰的帮助下，穿上洪剑雄的长衫，已坐船撤离广州，隐藏在南海县里水乡。
两天后，麻植执意要返回广州，因为在他广州的住处保存着一批党、团员名册以及军委的秘密文件。为了严守党的秘密，他必须将这些文件全部销毁。当时，同在一起的黄玉兰同志认为回广州非常危险，极力劝阻，但麻植还是迅速回到广州。他说，这些文件事关重大，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让名册落入敌人手中。结果，麻植一到广州就被敌人发现，他设法甩开敌人，秘密回到惠爱路榨粉街军委秘密办事处，紧急烧毁了军校、军队系统党、团员名册和所有党内文件。当他烧完秘密文件时，因来不及撤离而被捕。
在狱中，麻植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守口如瓶，严守秘密。1927年4月29日下午，麻植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枪杀于广州市黄花岗，时年2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