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调集约10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把中央苏区包围起来,实行全面封锁,尔后逐步收缩包围圈。1934年,自恃有着万无一失“铁桶计划”的蒋介石不可一世地宣称:“对消灭共产党,本人已有极大信心和把握,当在不出两月内见分晓!”

在这危急时刻,出席国民党高级军事绝密会议的国民党江西德安地区“剿共”司令兼专员莫雄,十万火急地将情报通报给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地下党员,并将一整套足有两公斤重的绝密材料交给他们。

莫雄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后供职于孙中山领导的军队。兴,二八事变后,他在上海结识项与年、严希纯等共产党人,引为知己。他曾请求加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情报工作领导人李克农对他表示欢迎,但考虑到他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劝他暂且不加人,暗中为党做些地下工作为宜。1933年10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德安“剿共”司令兼专员后,莫雄请来地下党员项与年、刘哑佛等人研究司令部人员的安排。不久,司令部班子成员组成,副司令、参谋长及情报参谋等重要职位均由共产党派人担任,项与年任情报参谋。

项与年等人收到莫雄交给的绝密材料后,紧紧地抱住他说:“莫大哥,党和红军感谢您!”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即刻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发报要点。随后,他们连夜用特种药水将文件主要内容写到4本学生字典上,并决定由项与年负责送到中央苏区。项与年利用自己闽西客家人的身份,扮成教书先生,翻山越岭,昼夜不停地赶赴中央苏区。

从江西德安到瑞金,需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于都、石城等8个县市,一路上,国民党军队设的关卡有几十个之多。在经过南昌的一个关卡时,上前巡查的国民党值勤官见这个满身污垢的教书先生臭气难闻,盘查中要项与年拿出袋子里的东西给他看。项与年捂着面部,“哎哟”“哎哟”地叫牙痛,示意国民党值勤官自己拿,值勤官骂了几句,叫来哨兵将项与年袋子里的东西拿来,翻了翻学生字典,便扔回给项与年说:“滚开,快滚!”项与年进人南昌后,找到德安专署驻南昌办事处,与在这里工作的地下党员联系后,感到学生字典也不安全,又将情报主要内容写在薄纱纸上,藏在鞋底,趁着月色又匆匆向城外走去。

越接近中央苏区地界,盘查越频繁,项与年考虑到教书先生的装扮很难躲过这几道关卡,装成乞丐可能更容易蒙混过关。但自己这副文质彬彬的模样如何装得像呢？他边走边想主意,最终决定用苦肉计。走到一个山谷间的凉亭时,项与年找到一块砖头,毅然朝自己的门牙猛地一敲,顿感头晕目眩,疼痛钻心,昏倒过去。

前面又是一道关卡。项与年跌跌撞撞地走过去。这时的项与年,衣衫槛,蓬头垢面,嘴上流着血水,满脸青肿,手里拄着根树枝,洁脱脱一个乞丐。“站住!干什么的？”国民党兵用枪指着项与年喝问。项与年摇摇晃晃,抬头斜视了一眼,露出浸满血水的嘴巴“嗯嗯”地支应了几声,一股臭气和血腥味直冲出来。国民党兵赶忙捂住鼻子叫骂道:“死要饭的,快给我滚!”

就这样,项与年用了6天的时间,一路风险、受尽折磨,终于把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其后,中国工农红军果断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毛泽东等人在谈到红军为何这样急迫地离开中央根据地时说:“要不是搞情报的同志及时将密情报告中央,红军可要吃大亏了。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指派项与年专程接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李克农特地在王府井帅府园设宴招待他们。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设宴款待莫雄和项与年,并不时称赞他们的功劳。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