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党在创建时期的保密工作

(1921年7月-1927年7月)

第二章党创建过程中的保密工作

根据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政治制度，党在初创时期和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共召开了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时期党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环境非常严酷，但历次大会召开时的特定背景都有所不同。党的一大、二大和四大是在上海召开的，当时的上海完全处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严密控制的险恶社会环境下，会议的安全保密形势极为复杂严峻。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局面正在形成过程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在广东的控制力不断加强，会议环境相对安全。在北方，1924年10月，倾向革命的直系将领冯玉祥，推翻了控制北京政府的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势力，使得中国北方的社会环境相对有所改善。党的五大是在武汉召开的，当时蒋介石已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但在武汉的汪精卫还披着国民党左派的外衣，其反革命面孔尚未公开暴露，汪精卫集团及武汉国民政府表面上还与共产党保持着一种合作关系。因此，党的三大和五大召开是半公开形式，其安全保密环境与一大、二大相比有所不同。

一、党的一大、二大的秘密召开

1921年6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经秘密联系协商，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到达上海，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进行指导。之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向国内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和旅日党组织秘密发出召开一大会议的通知，各地选派的13名一大代表先后抵达上海，出席党的一大会议。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住宅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旅日党组织代表周佛海和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出席会议。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会址

党的一大会议持续了近10天左右，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为了安全保密，会议三易其址。最初，会址选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女子学校。会议筹备者最初考虑，开会时间正值学校暑假期间，选址在蒲柏路女子学校，便于安排会议代表的食宿。待到会议代表报到后才发现，由于学校放假，一群人聚会在一起且有外国人参加，进进出出，没有群众作掩护，很容易引起租界巡捕和密探的注意，会议安全保密可能发生问题。于是，大会决定另寻开会地点。随后，采用家庭聚会的保密措施，将会议地点转移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住宅。

7月23日晚，大会开幕，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严。24日，与会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活动和工作情况; 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党的工作计划等；27日、28日和29日，大会连续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纲和决议及其他会议文件决定事项进行讨论。30日，因会议安全保密方面出现意外情况，大会紧急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在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及其他决议后，党的一大胜利闭幕。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对中共一大的保密工作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出生于荷兰鹿特丹。“马林”是其在中国期间常用的化名。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1921年，根据列宁的推荐，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派前往中国帮助建党工作。同年6月，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秘密联系。经过深入交谈，他们一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经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书信商议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以召开学术研讨会的名义，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1921年7月23日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召开。

据《中共党史人物传(统战与国际友人卷)》之《马林传》记述，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但会议进行约半小时（亦说十分钟)，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入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说完就急忙走了。马林具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和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见此情景，他果断地指出，这一定是侦探，并提出马上休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其他会议代表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会场，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据李达后来回忆：“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李达是一大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据《中共党史人物传（先驱卷）》之《李达传》记述，党的“一大”期间，李达担负着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一大”会议会址和代表住处都是李达并通过夫人王会悟筹划的。会前，他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个会，需要你帮助找个地方给代表住。你是上海人(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久住上海，会讲上海话)，上海你熟悉。”王会悟先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借房三间，供代表住宿。她又想到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在外地避暑，李公馆的房子正好用来开会，同李汉俊商量时，李满口答应。这样，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书城家中开幕。7月30日晚8时，会议开始不久，突然有一个陌生人闯进会场，借口找人找错了门，又匆匆离去。代表们警觉到是法租界侦探，便立即转移。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带来了十几个警察强行搜查。这个意外事情发生后，部分代表在李达家商讨转移会址时，王会悟表示：在上海找不到适当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娘家在嘉兴南湖之畔，那里风景优美，可以雇一只大画舫，代表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大家对此表示赞成。李达让王会悟当晚便去上海北站了解赴嘉兴的火车班次。第二天黎明，她搭乘头班车先赴嘉兴，在鸳鸯湖旅社租了房间，供代表歇脚，又租好画舫，预定饭菜，等候代表到来。代表们乘第二班车离沪，10时左右到达嘉兴。王会悟立即把他们引到泊在湖边的画舫上。他们带着酒菜、麻将牌登上画舫，划到湖心，宣布开会。人人以为是游客，并不注意。王会悟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发现别的游船有靠拢的迹象，即用折扇敲击船板。代表们闻声会意，连忙“一索，二索”地高叫起来，好像在打麻将牌。不久，天空下起了毛毛小雨，游客渐散，会议顺利进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了中央局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至此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什么会被法租界巡捕密探发现，史学界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是会议第一次选址在蒲柏路女子学校召开时，十多名代表报到后聚在一起，进进出出，引起了租界巡捕的注意，随后进行秘密跟踪，得到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秘密集会的信息。另据陈公博1934年撰写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记载，“密探刺探到一大召开的信息，是发现马林到达上海引起的”马林一到上海就被密探跟踪，于是探到了望志路106号开会的地址。马林是共产国际有名的活动家，他的“赤色分子”身份，早在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时，即成为各国警方关注的目标。在他来华途经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后到达上海，一路都被各国警方严密监视，并相互通报了他的行程。30日，马林到达李书城公馆时，密探紧随其后，侦探到了他与一群人聚会的信息，导致法租界巡捕包围搜查一大会址事件的发生。《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书的记载，也证明了因马林“赤色分子”身份而导致一大会议暴露的史实。该书记载:“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年8月，共产国际委任马林为驻中国代表，要求他前往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进行指导。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到达上海。据荷兰外交部档案资料记载，法国巡捕向驻上海荷兰总领事发函件，明确通知说，‘六月三日，斯尼夫列特(即马林)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0号一家公寓住宿’。”这说明，马林在前往中国的一路上都被严密监视，党的一大会议召开的信息因此而被法租界巡捕所掌握并遭搜查。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的惊险幕，以及之后果断采取的紧急安全保密措施，使党的建立化险为夷。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经历的第一次保守秘密和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是党的保密工作的第一次实践，它深刻诠释了“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这一论断的丰富思想内涵。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上海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代表全党195名党员出席会议。

党的二大会务工作仍然由李达负责，二大吸取了一大保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取得了圆满成功。鉴于当时上海极其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可能影响会议顺利举行的各种复杂因素，二大会议组织者制定了严密的安全保密防范预案，决定会议以小型分组活动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小组讨论都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召开，以家庭聚会的保密方式为掩护。召开全体会议时，为防范租界巡捕和反动当局的破坏，每次都变换大会会址和临时通知开会时间，保证了会议的安全保密。

中共二大会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文献。大会提出了党的工作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各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要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二大通过的关于党内纪律文件的要求中，就包含了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这一条。这表明保守党的秘密，从建党开始就是对每个共产党员铁的纪律规定。党的一大、二大两次会议的安全保密工作表明，从建党开始，保密工作就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一大、二大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和会议各项任务的完成，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为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举行重要涉密会议和举办重大涉密活动的安全保密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二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及之后召开的三大修改的党章中关于保密的规定，标志着党的保密制度的诞生，保守党的秘密从此成为对每个共产党人最基本的要求，成为党的铁纪铜规。

二、党的会议保密工作的探索

建党初期，党的保密工作除一大通过的党纲和二大、三大制定修订的党章中关于保守秘密的制度规定外，很少见诸文字。但从整个建党的过程看，保密工作无处不在，并始终贯穿于党的全部活动之中，为每个党员所时刻牢记和遵循，对党的创建、发展和党的各项工作开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党在初创时期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下发会议通知采取严密的保密措施。1921年6月初，党的一大召开前，会议组织者向各地发出的会议通知，是以“平安家信”和“隐语”的方式秘密发出的。通知的内容大致为：在暑假之际，拟由某教授主持召开教育学术讨论会，敬请贵校派两名代表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女子学校报到。可以说，一大的会议通知是我们党经过加密处理的重要会议文件。之后的四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基本都是秘密下发的。

二是对会议决议事项的记录采取了保密方式。据相关史料记载，法租界巡捕在搜查一大会场时，搜得非常仔细，唯一对代表撤离会场时因匆忙疏忽而遗留在桌子抽屉内的一张会议记录纸稿没有引起注意。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内容的讨论记录稿，纸张上的文字被涂改得一塌糊涂，而且是用中文外文交替记录，不是与会者很难看清读懂所记录的内容。搜查会场的巡捕、侦探以为是一张废纸，没有引起注意。有的党史研究者分析认为，文稿“一塌糊涂”的涂改和“中外文交替书写”，很可能就是出于保密的原因。另据1921年6月29日《谢觉哉日记》中对毛泽东、何叔衡前往上海出席一大会议的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后来解释，这五个圆圈，是代表“共产主义者”五个字，当时他得知一大召开的消息，感到这是大事，必须十分小心，绝对保密。为了保守秘密，他在日记中没有直接写明召开党的一大的内容，而是以五个“O”作为代意。参加过一大会议的陈公博，曾在一大结束后撰写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开头即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让这篇文章是公开发表的，文章记述的起程赴沪，以及“学社”“未完的手续”等文字，实际上是记录他秘密前往上海出席党的大活动的密语。可见当时参加一大会议的人员和知悉会议召开的人员，对保守党的秘密的极端慎重。

三是对会址和活动方式采取保密措施。会议选在李书城住宅召开，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具有保密掩护作用的“家庭聚会”氛围。会议三易其址”，也是一项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安全保密措施。考虑到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容易引起巡捕、密探、警察的注意，会议决定他们二人不参加后期会议活动。7月31日，会议代表分两批乘坐火车撤离上海，前往嘉兴，王会悟将会议代表在火车上的座位分散安排，要求大家装作互不相识，相互之间不接触、不交谈。会议在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时，在船舱里包了一桌酒席，摆上两桌麻将，以游湖赏景为掩护，都是极为周密严谨的保密措施。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上海复杂恶劣的政治环境和一大期间的教训，会议采取分散、小型、以家庭聚会方式、不断变换会址、尽量减少全体会议次数等多项安全保密措施，确保了会议的顺利召开和胜利闭幕。

由于陈独秀当时进行革命活动的广泛社会影响，他的一切活动都受到反动军警、巡捕的监视。党的二大召开时，法国巡捕事先探到了“陈独秀过激党秘密集会”的消息，于是法国租界领事德君下令巡捕密探四处设防，严密监视。但由于二大会议组织者对整个会议活动过程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安全保密措施，使得反动军警、巡捕、密探始终未能探到二大会议的蛛丝马迹。

三、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部党章中的保密规定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以及党的三大修改的党章，是我党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中关于保密的规定，适应了当时严峻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对党的保密工作特别是保密制度的建设，具有奠基石的意义和作用。

据史料记载，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大会组织者还未来得及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草案。会议期间，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决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负责起草包括中国共产党纲领等在内的重要会议文件。一大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是党的第一个纲领。从名称上讲，党纲不是党的章程，但它具有党章的性质，是党章的雏形。党纲共15条，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其中，党纲第六条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一规定与党初 建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当时的社会局势极为严酷，反动的北京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是绝对不允许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存在，他们将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员进行疯狂剿杀。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描述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一起对共产党进行“围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被“围剿”迫害的险恶环境，迫使党必须采取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党的重要 主张和党员身份进行保密，以保护党的生存和发展。

根据对党在初创时期的工作和活动情况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党纲所指的“党的重要主张”，应该是需要严格保密的党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以及党的组织所开展的秘密活动和党内所形成的秘密文件。当时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及其他共产党人等，为了扩大党在社会上的影响，教育启发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对党的性质和主张的宣传，申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这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党还来不及对保密与公开的界线作出具体而明确的区分，只是较为笼统地提出“党的重要主张”应当保密。“党员身份保密”，始终是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一项重要保密规定。这一规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始终得以坚持。也正是为了便于这一保密规定的执行，在建党初期，曾一度决定由负责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的党的中央局组织部门主管党的保密工作。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党章。党章第四章规定了党的纪律。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凡党员有犯下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党章对“下列各项”的具体范围进行了明确，其中就包括“泄露本党秘密”的违纪行为。这一规定同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关于保密的规定相比较，有很大的发展。一是第一次把保守秘密正式纳入党章规定，作为党的纪律的重要内容；二是在党纲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保密的外延，保守党的秘密不仅仅限于“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而是扩展到了“本党秘密”，即党在秘密状态下不能公开的一切工作方针、斗争策略及其活动和形成的党内文件。三是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员违反党的保密纪律必须追究责任，同时还明确由党的各级执行委员会执行保密纪律。从保密制度规定的形式和内容看，党的保密制度规定更为完善。党章规定又清楚表明，从建党开始，“保守党的秘密”就成为党的铁纪的重要组成部分，违反党的保密纪律，泄露党的秘密，必须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三大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党章》进行了修改，在二大党章关于保密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保密规定增加了新的内容。三大修改的党章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党员自请出党，必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这一规定进一步丰富了党 的保密规定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是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了党的保密责任制度和问责制度；二是明确了违反党的保密纪律应承担的责任；三是规定了党员退党时，必须清退所保留、持有的一切文件资料和党证；四是明确了违反保密规定，包括退党后发生泄露党的秘密的情形时，由党员所在基层组织执行党的保密纪律。党在创建时期所提出的关于保密制度规定的基本要求，在之后历次党章修改时，都得以继承和发扬。党的五大修改党章时，规定了党的纪律监督制度，由党的纪律监察组织执行纪律监督。这表明，在中国共产党初建时，对党员执行保密纪律的督促检查，已成为党的纪律监察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和二大及其此后通过的章程中关于保密的规定，是党的全部保密制度的源头。

党章关于保密的规定，是党的全部保密制度的本源。在建党初期，党章就对保密工作作出规定，并由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对保密工作进行统一领导和管理，这就是我党的保密工作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本。

从总的方面讲，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关于保密的规定，基本上是随着党的创建、发展、成熟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创建、发展和不断健全完善的历史发展轨迹，并一以贯之地得到执行。但在党初创时期，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由于党尚处在幼年阶段，加之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判而导致的错误指导，党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致使党员身份一度过多暴露，使大批共产党人在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叛变时，遭到血腥屠杀。这一血的历史教训，也从反面证明党章对保密工作作出规定，特别是将保守党的秘密规定为党的铁纪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四、党的中心工作中的保密保障

党的一大考虑到全国党员数量少，除少数几个省市外，多数地方党的组织尚未建立，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党的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党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这时，党的中央局机关也只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他们常在老渔里2号陈独秀寓所秘密聚会，商讨工作。

当时中央局决定，宣传工作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另由李达负责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秘密机关刊物。9月，中央局又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李达在上海的寓所为出版社办公场所，同时作为秘密联络党的宣传工作的办事处。人民出版社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编辑出版党的秘密机关刊物及介绍共产主义的宣传读物。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该社秘密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以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入门》等一批马列著作及宣传读物。党的二大后，《共产党》月刊停刊，中央又创办了《向导》作为党的秘 密机关刊物。为防止反动派查抄，中央要求人民出版社地址、主管领导和编辑人员情况要保密，出版物的编辑、印刷、发行等日常工作都要秘密进行，党的领导人和党员在《共产党月刊、《向导》上发表文章时都不得署真名，要以化名代之。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以工人运动为工作中心”的方针，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8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在上海，由张国焘主持工作，并以“张特立等26人”的名义公开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申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部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二是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之后，在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相继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分部，作为各地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建党初期，工人运动的组织发动，基本上是以公开、半公开和秘密的方式进行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分部，开办工人夜校、文化补习学校、平民学校，以及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的公益活动都是公开的；而唤醒工人觉悟、组织罢工斗争，开展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活动，是半公开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分部的领导机构、负责人员的职务身份和党员及工人骨干，则是绝对保密的，如李立三、刘少奇在安 源开展工人运动的活动就是如此。1921年11月，李立三从法国回国，到上海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12月，党中央派他回到家乡湖南工作。毛泽东安排他去安源秘密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他以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合法性为掩护，向当时的地方政府提出要在安源开办一所“平民学校”，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很快取得了县知事的同意，于是便在安源五福巷租房子，挂牌办学，以此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发动工作。之后，经过认真筹备，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对社会公开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协助李立三工作。在9月12日晚举行的安源党支部会议上，决定成立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罢工指挥部。为了保守秘密，确保罢工斗争如期顺利进行，在事前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李立三隐蔽身份，负责在地下秘密组织指挥罢工工作，新派到安源的刘少奇则常驻俱乐部，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公开活动，并与路矿当局方面进行谈判。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的秘密组织指挥和公开谈判，各有分工，井然有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转载自《保密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