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党在创建时期的保密工作

(1921年7月-1927年7月)

第一章 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及活动中的保密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最黑暗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关系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各阶层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为革命政党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以国家命运为己任，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并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准备、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然而，当时中国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对新生革命力量实行残酷的镇压，迫使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一切活动，从一开始就只能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一、党在筹建时期面临的险恶环境

在中国共产党酝酿和创建时期，整个中国山河破碎、混乱不堪，西方列强疯狂人侵，军阀割据四分五裂。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掌握着北京中央政权，统治着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冯国璋和他的继承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割据直隶(河北)、江苏、江西、湖北等地，并同皖系军阀争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统治东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逐渐把势力扩张到关内，同直系、皖系军阀集团争夺北京中央政权。此外，还有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其他大大小小军阀势力，自成体系，盘踞各地。各军阀集团将军队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凭借其掌控的武装力量实行军事专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恶霸成为封建军阀的主要社会基础。军阀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并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在帝国主义的扶助支持下，相互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发动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分裂和动乱之中。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政府，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操纵。

当时，北京政府的财政，除横征暴敛、盘剥民财外，主要依靠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据史料记载，截至1919年5月，北洋政府和各派军阀集团，或公开或秘密举借外债180余次，数额达银元8亿元以上。为了借到外债，他们纷纷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运输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捐税等大宗财政收入作为借款的抵押。日、美、英等帝国主义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纷向北京政府提供政治性贷款，以操控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内外勾结，不断加剧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反抗声浪此起彼伏。为了镇压正在兴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先后颁布了《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凭借所谓的法律制度，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结社等基本权利，残害革命先行者，扼杀进步人士积极倡导的启蒙思想、新文化运动，镇压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还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网，稽查、暗探、巡捕、包打听遍布全国各地。在残暴黑暗的统治下，不仅社会最下层工人的罢工、农民的反抗受到严厉“制裁”，就连上层人士对现实政治表示不满，也随时有可能被冠以“乱党”“国贼”的罪名遭受迫害。

尽管各派封建军阀集团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尖锐，政治、军事冲突不断，但在当时国际盛行的反苏俄反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们敌视、仇视、扼杀中国进步力量的反动立场和行径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形成了疯狂剿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动同盟，对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镇压。党的早期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是在这腥风血雨的险恶社会环境下秘密进行的，党的早期组织的一切活动只能秘密进行。

二、秘密筹建党的早期组织

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于1920年初至1921年上半年。1920年2月，因组织发动五四运动、宣传进步思想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被捕，后经李大钊组织营救出狱的陈独秀，从武汉返回北京时，又因其“违反禁令”在武汉进行革命宣传活动遭到通缉，面临再次入狱的危险。为躲避反动军阀势力对陈独秀的追捕迫害，李大钊化装成年末收账的商人，乘坐骡车秘密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经天津去往上海。在前往上海。在前往天津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秘密商讨了“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对陈独秀说：“我着手在北京做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做建党的准备。”此次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密议，就是后来历史学家所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建党密议和秘密护送行动，是我党最早和密级最高的秘密事项，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的发端，党的保密工作由此与党的创建、发展和革命事业相生相伴。

南陈北李密商建党

1920年2月，时值农历腊月，天色灰蒙，寒风刺骨。在北京通往天津的乡间便道上，一驾骡车疾速飞奔。车上坐着两位中年人，怀抱一把算盘和一叠账簿，看样子是年底外出收账的店老板和店伙计。一路上，两人时而镇定警惕地环视四周，时而低声细语地交谈着。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当时坐在骡车上的并非是外出收账的店老板和店伙计，而是闻名全国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党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商谈的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天津是经济发达的通商港口城市，两城之间既通火车，也通汽车。以李大钊、陈独秀的身份和收入，要去天津，完全可以乘坐舒适的火车或汽车，他们为什么冒着凛冽的寒风，乘坐颠簸的骡车，秘密去往天津呢？原来，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为搜捕陈独秀，派大批军警密探封锁了北京的车站和所有出城的要道路口，于是他俩只能乘骡车秘密前往天津。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被反动军阀逮捕入狱，在狱中度过了98天的铁窗生活，后经李大钊组织营救出狱。出狱时，军阀政府发出了“豫戒令”，不许他离开北京，不能迈出家门，不得进行社会活动。但陈独秀还是巧妙地躲过便衣暗探的监视，应邀于2月5日前往武汉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武汉的4天时间里，陈独秀发表演讲、宣传革命，在武汉三镇掀起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旋风”，被武汉《国民新报》《汉口新报》等各大新闻媒体大幅报道。当时的湖北政府如临大敌，北京政府也惊恐万分。在得知陈独秀8日下午乘火车回京的消息后，北京政府当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发出通缉令，派出大量军警，对车站和陈独秀的住宅进行严密监视，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再次捕他人狱。为躲避反动军警对陈独秀的追捕迫害，李大钊立即组织营救行动。

2月9日，随着一声长笛，从汉口驶来的火车到达北京车站。此时，车站内外军警林立，张开了抓捕陈独秀的大网。经李大钊周密安排，营救陈独秀的大批人员扮作上下车的乘客和接送群众，前呼后拥，还将陈独秀一番乔装打扮，戴一顶破旧毡帽，裹一件粗布长棉袍，再架上一副拐杖，陈独秀霎时从西装革履的大学教授变成了步履蹒跚的病人，在众人的搀扶下安全出站。李大钊随即又秘密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经天津秘密去往上海。就在前往天津的骡车上，李大钊和陈独秀秘密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两人一致认为，“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随后，他们对建党工作进行了精心谋划，相约李大钊在北京做建党准备，陈独秀在上海做建党发起和筹备工作。这就是后来被史学家所称道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可以说，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的路上，两人秘密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是我党的第一件重大秘密事项；秘密营救和护送陈独秀前往天津和转道上海的惊险行动，是我党第一次实施反军警围捕的保密大行动。

同年3月，正当中国先进分子积极酝酿筹备建党的时候，共产国际得知中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决定派人到中国考察了解革命状况，以求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支持。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派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维经斯基，率俄共(布)党的小组来到中国。随行人员有，旅居俄国的华侨、俄共(布)党员杨明斋，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及夫人马迈耶娃。维经斯基具有丰富的保密工作实践经验，为保守任务和行动的秘密，他化名吴廷康(又名伍廷康)，以苏俄记者的身份，以联系建立华俄通讯社相关事宜的名义为掩护，秘密进入中国，实地考察中国革命状况，设法与中国革命力量建立联系，探究是否有可能在中国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后，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籍教授鲍立维和伊凡诺夫的介绍，秘密会见了李大钊，并与北京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进行接触和座谈，介绍了党史苏俄的革命形势，与李大钊及小范围的北大进步学生秘密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和在北京的初步考察，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提出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加人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李大钊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并特别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维经斯基又以记者身份到达上海，秘密会见了陈独秀，并与陈独秀等人深入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的中国之行，开启了苏共和共产国际与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系。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据中共党史界考证，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陈独秀任书记。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到天津后，立即折返北京着手秘密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准备工作。经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商议，决定先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19人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长辛店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和建党的宣传发动工作。8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3人秘密组成。10月(亦说11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的办公室)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推举李大钊为书记。为解决建党活动经费问题，李大钊当场宣布，从他每月140元的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上海和北京两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起到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中共党史人物传（先驱卷）》中《李大钊传》《陈独秀传》对此都有翔实的记载。其中，《陈独秀传》记述:“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成立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1920年夏，李汉俊就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后又借回乡名义（李汉俊系湖北潜江人）到武汉与董必武见面，具体商议建立武汉共产党组织的相关事宜。同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97号董必武开办的律师事务所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武汉共产党支部”。参加成立会议的有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

1920年夏，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直接的接触和联系。陈独秀明确提出，由毛泽东负责湖南共产党组织的筹建工作。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秘密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并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成立了湖南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秘密讨论建党问题。此后，蔡和森从法国来信，提出必须建立共产党。毛泽东回信“表示深切的赞同”，同时将湖南建党活动向陈独秀作了汇报。1920年初冬，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

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开始建立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于1921年春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先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其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据《中共党史人物传（先驱卷）》中《王尽美传》记述:“王尽美曾和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取得了联系。李大钊也曾派吴慧铭到济南联系过两次。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李大钊又派小组成员陈为人，到济南找了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研究在济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前，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成立）。在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的欢迎陈为人的茶话会上，陈为人介绍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经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也通过济南的王乐平函约王尽美、邓恩铭等组织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就这样，在李大钊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大约在1920年末或1921年初，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便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地诞生了。主要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庄龙甲等人。起初，共产主义小组曾经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作掩护。1921年春天，‘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被反动政府勒令取缔。共产主义小组转入秘密活动。”

1921年，由赵世炎和周恩来等人发起，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其成员包括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与此同时，旅日华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在党的早期组织建立过程中，由于受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保密工作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明确的规范性要求。但为了防范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确保建党活动的顺利进行，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及其领导人都自发自觉地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保密措施。据《陈独秀传》记述，陈独秀曾致信北京大学的张申府，要张申府私下里和李大钊秘密商议“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即李大钊)可以谈。....因为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从各地建党活动的情况看，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是秘密进行的，保守建党活动的秘密，虽然是一种自发行为，但它却深深植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革命先驱们心中，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正是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的原动力。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立即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在整个建党过程中，党的创建者都十分注意做好保密工作。

首先，秘密出版报刊、组建理论研究会、举办研讨活动，建立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1920年9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将陈独秀早期创办的《新青年》改为党的理论刊物，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上海党组织还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阐释共产主义新思想理论，提出“组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但由于保密策略及其他原因，《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只在党的早期组织内部讨论和传阅。上海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秘密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由陈望道翻译并由党的早期组织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最早的中文译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上的一件大事。5月1日，陈独秀还将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9名普通工人的题字和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令社会为之振奋。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州的《广东群报》和《劳动者》等，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共鸣。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相继建立了诸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等研究团体，开展宣传活动，为团结先进分子、筹建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重要的准备工作。

其次，利用合法名义，秘密组织和发动劳苦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积极扩大建党活动影响。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利用当时“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半日学校、工人夜校、识字班等，以此教育和发动群众，秘密宣传建党主张。1920年年底，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先后成立。至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工会组织相继建立，并在党的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斗争，推动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建立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最后，秘密组织建立青年团组织，对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1920年8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领导并秘密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最早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后，立即起草了青年团章程，并向全国各地秘密散发，对各地青年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北京、长沙、广州、天津等地的青年团组织相继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对青年团的建立，寄予很高的期望，如1920年11月7日，武汉党的早期组织领导人董必武，在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青年团员要以五四运动的先进青年为榜样，以投身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社会革命运动为天职，向现存旧社会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树立改造社会的坚定信念。各地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后备干部，为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

三、党的早期组织活动的保密形态

党的早期组织建立时期，由于反动势力非常强大，军警特工监视严密，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社会环境险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络和信息沟通等，不得不十分保密，小心谨慎。当时所能采用的保密措施和方法虽简单，但很有成效。在各地建党过程中，除有个别进步刊物被查禁取缔外，还基本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

“隐姓埋名”，是早期党组织及其领导人采取的最主要的保密方法。党的早期组织领导人中，或是著名学者，或是大学教授、社会知名人士，社会地位较高，影响较大，在社会公众中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其一举一动都为社会关注，较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如陈独秀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是著名教授，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被公认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有“夙孚学界众望”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酝酿、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就是采取了隐姓埋名的保密方法。绝大多数革命先行者都曾使用代号、化名、笔名开展活动，有的使用外文字母作代称，如陈独秀、李大钊都曾用过许多化名和笔名。毛泽东在湖南开展秘密活动时，就曾使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毛泽东”三字的笔画为二十八画）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周恩来早期在天津南开大学进行革命活动时，就开始使用化名“伍豪”。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躲避迫害，多以教授、律师、作家、出版人、商人、学生、工人的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宣传和建党组织活动。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指导建党工作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等，也多以记者或其他合法身份为掩护来到中国。马林为了保守秘密，只得将随身携带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党的秘密指示信缝在衬衣里、夹在鞋垫下，或记在脑子里，躲过了反动军警一次又一次的严密盘查。

1920年前后，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余万，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大都秘密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在进行活动时，多以工人群众为掩护，或是化装成技术人员、普通工人，在与工人一同劳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宣传进步思想和组织社会力量，又或是以教工人识字的老师身份出现，利用工人夜校、俱乐部等合法场合开展革命活动。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翻译出版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刊物，是早期党组织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视革命书报刊物为洪水猛兽，他们成立缉侦处、检查组，常驻各地邮局、交通要道、轮船码头等地，专门查禁革命书报刊物。为了对付敌人的缉侦和查禁，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采取了多项保密措施：(1)严格宣传刊物的出版印刷保密。所有刊物、资料，一般都由党的早期组织成员自写、自编、自印，多数用蜡版刻写后油印，少数使用铅印，且都选在秘密可靠的场所进行。(2)采用变换刊物名称的保密方法。宣传刊物一旦被破获查禁后，立即改换刊名，以便继续出版。例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出版的《工人周刊》，出到第6期以后被北洋政府查禁，之后即将刊物改名为《仁声》，继续秘密出版发行。(3)注意报刊传递、散发保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都设法把马克思主义宣传品秘密印制成各种小册子，由组织成员秘密送往各地或散发，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在党的早期组织建立时期，统一的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尚未建立起来，各方面条件尚不具备，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文字形式的保密制度规范，所采取的保密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尽管保密措施还相对较为原始，但却是我们党的保密工作的最初形态。尽管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提出的保密要求还相对简单，谈不上系统和完整，但却是我们党的保密纪律和制度规定的雏形。当时所采取的保密工作方式方法，在之后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也常常使用，对之后党的保密工作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保密工作应该是产生于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

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及其保密方式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重要文献，是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党内机关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等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被党史界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中共上海早起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但如何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增强凝聚力，并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摆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中共上海组织决定创办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该刊在全国秘密发行，最高发行量达5000余份，成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的必读材料之一，有力促进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思想上的统一和凝聚力，为建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做了很好的舆论准备。

《共产党》月刊为16开本，每期约六十多页，设有“世界消息”“国内消息”“中国劳动界消息”等栏目。该月刊根据建党工作的需要，用大量篇幅宣传介绍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性质、组织原则、基本信念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等，提高了各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指导和推动了中国各地建党工作的开展。此外，《共产党》月刊还发表了一些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基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作了前期探讨。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宣传革命书刊的严密查禁，《共产党》月刊采取秘密出版发行的方式。编辑部地址对外绝对保密，发表文章的作者一律署化名，如“江春”“胡炎”即李达的化名，“P生”即衍生于沈雁冰的笔名“丙生”“汉”即李汉俊，“CT”即施存统，等等。杂志的印刷、发行也是保密的，《共产党》月刊在上海秘密出版后，即采用秘密方式寄给国内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传阅，当时该月刊对外不用《共产党》这一刊名，而用《康敏主义周刊》(即共产主义的英文译音)、《无政府》、《安那其》等刊名刊印出版，以防范反动政府的查禁。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停刊，共出版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