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华上下五千年，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明代从不是最亮的那点星云。谈及明朝，厂卫掀起的波云诡谲似乎更符合大众的普遍印象，飞鱼服绣春刀也已然成为大众眼中明朝的时代“标配”。然而，作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传承十二世、历经十六帝的明朝显然不止于此。较之以往，更高度的中央集权、强盛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才是明朝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回溯历史，保密制度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时期也有了更长足的发展。

总体来看，明代的保密思想大多仍是对以往的承继，即仍然侧重对于军事、政治决策及皇帝言行保密，但是其内容已更加趋向于成熟和完善。同时，时人开始对保密本身进行反思，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保密适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比如，明代兵书《兵法百言》曾提出，作为军事统帅，应当根据具体对象，“秘其所当秘，而不可秘其所不当秘”。无独有偶，借由一桩当时朝廷的不当保密事件，明代政治家左懋第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如果保密利大于弊，则应当保密;反之，则应当公开)出发，提出了“保密适当理论”，即不同事项应该有不同的保密政策，正所谓“有必当密者，有不可密者，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后者，有当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具体而言，就是对于密件应当根据其具体内容和性质采取不同的保密政策。例如，左懋第在呈上的奏章中谈到，军事行动关系重大，必须秘密行事，故而应当确保机密(即有必当密者)；地方叛乱或者社会动乱情形，则应当及时公开，以便朝野共谋对策，此举有利于消除各种谣言(有不可密者)；对于有关战争和叛乱的对策，在采取行动之前应当保密，以防敌人知晓；但一旦战争结束，则应当公开让公众知晓谁为国家立功，也为以后积累经验(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后)。而逮捕罪犯之事，如不保密将使犯人逃遁，但一旦捕获或者正法，则应公之于众，使其罪行暴露于天下(当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凡此种种，皆为“保密适度”

与此同时，保密思想作为保密文化的灵魂，始终以保密制度为载体，借由保密制度贯穿王朝统治。对于明代而言，保密制度则先要从其官制讲起。明代的官制跟以往有很大不同，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明朝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官制的措施：废丞相，权分六部、设置内阁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并直接由皇帝控制、在地方废除行省，设三司如此种种。最终，朱明朝廷形成了一张自上而下纵横交错的严密网络。保密思想则以此为基石，构筑起较之前朝更加完善的保密制度。

谈及明代的保密制度，有两项不可不提。

其一，即密疏制度。密疏，顾名思义即保密的文书，是明代百官直接上呈给皇帝的秘密文书，它具有直达御前由皇帝亲批、不假他人之手、高度保密等特点，从其誊录、进呈到最后的批出，都有相应的严格保密措施。较之普通奏本的进呈，经通政司转呈、文书房备案、皇帝御览、内阁票拟、皇帝批红和六科抄出等繁冗程序，迟缓迁延不提，还极易泄密，密疏制度便弥补了此中缺陷。密疏之密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为其内容只有上密疏者与皇帝知晓，另一方面则是它的上呈渠道、处理方式有相应的保密措施，不同于一般章奏。

首先，在书写与誊录过程中，即上呈密疏的第一环节，大多要求由进密疏者本人亲自执笔。这一点不仅是朝臣出于保密的自觉坚持，同时也是明代皇帝的要求。在《典故继闻》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弘治十二年(1499年)，阁臣进密疏出现令人代书导致泄密之事。皇帝因此下谕内阁“今后凡有拟票文书，卿等自行书封密进，不许令人代写”。其次，便是明人陆容评价说：“洪武、永乐年间，实封皆自御前开拆，故奸臣有事即露，无幸免者。

其二为明代特有的东、西厂和锦衣卫等特务机构，这些机构由皇帝直接控制，主要负责监视朝廷官吏、内宫嫔妃和皇子的言行，拥有直接侦察缉捕、审讯的大权。因此一旦发生泄密行为，追查行动迅速展开，人人戒惧从而知谨慎。同时，这些特务机构的设立也空前强化了君主专制统治。厂卫制度成为皇帝控制朝廷的有效工具，在保密与追查泄密中对于朝廷百官起到了重要的震慑作用，但是在明代中后期也引发了宦官专权等流弊。

此外，作为对前朝保密制度的继承，明代的保密制度也保留了诸如泄露大事罪、“秘书”“国史”等保密政策以及科举考试糊名誊录制度等。凡此种种，交融汇聚，最终形成了明代保密文化，及至清朝，成为中国古代保密文化发展之巅峰。

转载自《保密工作》202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