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会买一个摄像头，安装在家里，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或回看家里情况。但在安全监控的同时，随时可能成为别人偷窥的眼睛，让家里的活动变成现场直播。

近日，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了此例新型网络“黑客”犯罪案，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

随着智能手机等互联网工具的广泛应用，价格实惠的摄像头也被一些人连接到手机上，用于看护家人或者防盗。但一些摄像头在传输数据时可能被不法分子侵入，导致隐私被泄露，甚至因此危及用户人身财产安全。

“摄像头的主要功能是摄制影像资料，若在公共场合并不会造成很大影响；但摄像头应用在家里或者其他私密空间，摄像头被非法控制，就可能非法拍摄图像和影像资料，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勒索敲诈，获取钱财；也可能把视频资料上传到网络上，对个人隐私造成侵害，对个人的精神也会造成消极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说。

2017年7月，北京警方成功打掉了全国首例网上传播家庭摄像头破解软件的犯罪链条，抓获涉案人员24名。犯罪嫌疑人称，他们非法获取某品牌摄像头破解软件，利用“黑客”手段破解网络摄像头IP,然后在QQ群中出售。

一个月后的8月初，浙江丽水警方成功打掉浙江省首个网上传播家庭摄像头破解入侵软件的犯罪团伙。已被破解入侵的家庭摄像头IP近万个，涉及云南、江西、浙江等地。

北京律师张新年认为，网络“黑客”未经授权擅自破解或者提供软件帮人破解私人监控器IP,偷窥他人隐私，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此外将涉嫌色情的视频信息在网上公开售卖，也涉嫌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虽然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均明确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律责任，但是贩卖家庭摄像头信息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遏制。

“原因有很多，比如不法分子可能对这种行为在法律上的认定不清楚，也就是无知可能会导致他去实施犯罪；其二，不法分子认为实施这些隐蔽性很强，很难被发现，并且获利很大，所以铤而走险。”刘德良说。

网络安全公司白帽汇创始人赵武长期关注摄像头黑产，他说，破解个人摄像头以窥私并出售私密视频牟利的情况，近3年才出现，这与个人摄像头的普及有关。现在很多人安装网络摄像头，监护家中的小孩、老人或宠物，或者当成家中安防工具。但大量摄像头存在易被“黑客”入侵的安全漏洞。

2017年上半年，赵武的团队曾向监管部门上传过一份报告，指出多款摄像头存在易被攻击的安全漏洞，甚至有些厂商在生产摄像头过程中已经预留了可以远程操控的后门。

除了厂商需要不断改进以外，赵武认为普通用户还应注意一些使用习惯，防止隐私泄露。“有条件的要及时更新升级摄像头固件，千万不要把摄像头对准卧室和床”。

“家用摄像头用户要提升防范意识，另外就是法律要对这种行为加大打击力度，让蠢蠢欲动者不敢以身试法，此外还要加强宣传教育。”刘德良说，监管部门也有必要牵头制定数据传输加密、终端维护方面的强制性标准，避免因产品本身的问题导致家庭摄像头一攻就破。只有堵住泄露隐私的“黑洞”，才能让人们真正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而非家庭摄像头下的“裸奔者”。

也有业内人士提到，智能摄像头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当前物联网安全问题的缩影。

“智能摄像头的安全问题属于物联网时代存在的基本问题，终端、传感器、控制器和端点，都可能会被非法控制。不法分子通过对摄像头进行控制录制视频，从而对用户进行勒索、诈骗钱财等不法活动。远程视频聊天软件也可能存在隐患。”刘德良说。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刘德良认为现行刑法中的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存在值得讨论的地方。

“这两个条款里说‘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这跟我们一般的理解是有差异的。贩卖家庭摄像头信息的犯罪是运用软件扫描用户摄像头里的用户名和密码，去破解，这种行为跟我们理解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有差别的。所以，这可能就是很多犯罪嫌疑人认为其行为在刑法上不构成犯罪的解释。”刘德良说，物联网时代的很多终端设备都可以接入互联网，如果都归为“计算机信息系统”，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刘德良建议，是否可以将非法侵入包括摄像头在内的各种家用智能设备的信息存储空间单独列出来，“这样无论在法律适用上还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警示教育方面都是有意义的”。